□马 季

《1972年的朱志平》（以下简称《朱志平》）是一部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江南秀州县为地理坐标，聚焦“70后”县域青年成长轨迹的现实题材网文作品。作者江东步兵（蔡振宇）历时十余载反复打磨，由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作品以朱志平、施伟辉、康文斌三位结义兄弟的人生浮沉为叙事主轴，在日常化书写中铺陈乡土社会转型期的生态变迁与人情肌理，定格了一代人的青春长卷与时代剪影。

作品以地方志式的白描笔法，精准描绘江南县域的熟人社会结构。叙事打破单一主角的线性模式，构建起三条相互缠绕的线索。人物关系以同学、亲缘、邻里、同事为经纬，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社会网络。文本中埋伏的诸多细节，如三兄弟“闯海南”之约的最终分流、朱志平拜白果树为“寄爹”却终成错过的宿命隐喻、康文斌留级后的沉默早熟，共同构筑了严密的叙事闭环，使人物命运在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自然落地。

江南礼俗在作品中并非猎奇式的文化点缀，而是推动情节演进与塑造人物心理的内在机制。本雅明对现代性最深刻的诊断之一是“灵韵”的消逝——传统经验共同体中那种带有距离感的充盈意义，在机械复制和商品化进程中被摧毁。这部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以一种近乎收藏者的姿态，抢救性地保存着江南县域即将消散的灵韵：丧仪中“买水后谢绝吊唁”的旧俗，直接促成了朱志平与陆明凤的情感错位；正月初一的“祀人斫枪”与庙会“请田螺姑娘”等民俗，暗伏了人物命运的走向。这些被现代化洪流冲刷的风俗与物象，在本雅明的意义上正是灵韵的最后闪烁。小说家以地方志式的写实笔法，让稻花香气、梅雨潮气、老槐树的水汽、车间的机油味共同构成了一张记忆之网，其抵抗遗忘的姿态，与本雅明本人在流亡中坚持思考、以文字保存经验的精神是相通的。

在叙事方式上，作者始终秉持克制中立的姿态，将剧烈的情感波澜内化于细微的动作描写，母亲离世时朱志平微颤的唇臂、听闻流言时陆明凤端碗的轻抖、目睹搭档婚嫁时施伟辉黯淡的视线……这种“展示而非叙述”的现代小说技法，使文本在不着痕迹中涌动着普通人面对生活洪流时的隐忍与无奈。

在人物谱系建构上，作品成功跳脱出传统乡土叙事中“贤妻良母”的刻板模板，塑造了层次分明的女性群像。陆明凤承袭了江南女性柔中带刚的传统底色，面对情感错失不诉诸哭闹，而是以沉默的矜持消化痛楚；孙丽雅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语境下职业女性的独立觉醒，她以考取注册会计师、主动掌控情感与家庭秩序的姿态，彰显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意识；陆月凤作为新一代反叛者，更以批判户籍壁垒、拒斥包办婚姻的决绝，完成了对传统婚恋伦理的突围。

作品对“考中专”这一时代命题的处理，同样体现了去标签化的历史自觉。在特定年代，“考中专”曾是县域优秀学子“跳出农门”的捷径。近年同类题材常将该群体符号化为“被时代抛弃的失意者”，而《朱志平》还原了这一代人真实的人生图景。朱志平凭技术立身，康文斌借人情与姻亲网络稳步晋升，施伟辉则延续理想，通过公考成为一名警察。他们未被统一的悲情叙事裹挟，而是在时代浪潮中走出了多元的生命路径。他们在大柳树下怀念青春，却都清楚“人不可能永远不长大，也不可能永远留在故乡”，这种“回不去的原乡、停不下的脚步”的体验，是城市化进程中无数离乡人的共同情绪。作品没有把故乡塑造成隔绝现实的乌托邦，而是写出了故乡在时代中的变化，写出了人对故乡的深层联结：不管走多远，少年时的真诚、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情义，永远是支撑人往前走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部贴着地面行走的温暖现实主义文本，《朱志平》拒绝塑造改天换地的传奇英雄，亦不刻意设置脸谱化的反派。所有人物皆是时代洪流中做出具体选择的普通人，他们会因现实重压作出妥协，会因性格弱点错失良缘，亦会在关键节点坚守道德底线。人生的遗憾在这部作品中溢于言表，但始终没有淹没对生活的追求，而和解并非是对他人和自己的谅解，更多的是期待这束光能够照见未来。这种对“大多数”生命轨迹的忠实记录，使其免于沦为消费情绪的怀旧符号，转而成为一份可信的县域社会转型档案，极易唤起具有相似生命经验受众的精神共鸣。

若将《朱志平》置于当代文学谱系中审视，其独特性在于以“温热日常”重构了乡土书写的审美范式。相较于路遥笔下黄土高原的苦难崇高与理想主义抗争，《朱志平》摒弃了宏大的道德评判与悲情渲染，转而聚焦江南水乡的细碎温情。同样书写城乡差异引发的爱情悲剧，朱志平与陆明凤的错过并非源于个体的主动背叛，而是流言、礼俗、身份落差与性格怯懦共同编织的阴差阳错。同样描摹青年奋斗，《朱志平》褪去了“逆天改命”的沉重呐喊，代之以普通人顺应生活河流的坚韧跋涉。江东步兵笔下的江南细致而坦荡：插秧养蚕、办酒庙会、车间劳作、邻里闲谈，权力关系被巧妙包裹于熟人社会的人情网络之中，整体基调明亮入世，始终留存着凡俗生活对未来的朴素期盼。

当然，《朱志平》在艺术探索上仍有可商榷之处。叙事层面，作品偏重日常化与生活流的细腻铺陈，虽具强烈的现实质感，但内在戏剧驱动力稍显不足，情节推进趋于平缓，似有“平淡”之虞。人物塑造方面，部分次要角色与功能性人物的心理动因挖掘尚欠纵深，有陷入“工具化”窠臼之嫌。主题立意上，作者刻意悬置道德评判的克制笔法，虽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但也可能导致主题聚焦度与思想冲击力有所稀释。这要求作家在呈现复杂现实时，需具备更强的精神提炼能力与叙事穿透力，才得以在“生活流”的绵长中淬炼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时代特质。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