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有两种解答。一种属于小说家和诗人，仅凭语词，他们便为童年的我们构筑了远超现实的城市：老舍的北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雨果的巴黎……那时的我，从没奢望有朝一日能亲眼看到它们的模样。实际上，初次造访这些城市时，我竟略感意外，因为它们比我从书中所读到的还要光怪陆离。现实与想象的反差，反而催生出另一种反差，仿佛“负负得正”。

我来自安徽的一座小城，在我的另一本书《无名的芜湖》中，我曾提到过。家乡人听到这个书名时不太服气，说我们城市GDP在省内排第二，怎么能算“无名”？但“无名”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无名，缺乏那种像上海、西安一样鲜明的文化符号。我小时候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只是后来去了大城市上学，才意识到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意义差距。

所以关于“城市是什么”的另一种解答来自于具体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我第一次去纽约是在1999年，那时世贸大厦还在。站在那耀眼的霓虹与人群之间，我突然感到，我们来自的那些小城，并非真正无名，只是处在另一种时空的层面。它们与这些光芒万丈的城市，其实是并存的两个世界，彼此之间并无高下，只是小城鲜少被看见。与此同时，我也确实有过逃避小城的时期。我们往往会主动忘掉那些不那么赏心悦目的地方，直到某个瞬间又意识到，它们依然在那里，依然属于我们。

大多数城市的两面性都不太为人所知。所以《北京折叠》这样的小说震惊了我，小说大意是有两种不同的城市，人们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现实中，除非出了意外，或者你自愿在两者之间穿梭，否则你不大可能理会另一面。其实大大小小的“双城记”在现实中普遍存在——就算生活了好多年，你也不曾走进你的办公室背街或者小区后门那些地方，从来不关心城市火车站的货场，从未去过垃圾掩埋处或是残疾人福利院。几乎所有的建筑形式，不管是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设计的，还是标榜“零碳”的、“高技”的、“园林式”的，本身也存在这种双重特征。它们属于同一座城市。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折叠”体验是在大学毕业时。我去北京站取托运的行李，被指引到货场去。那里几乎没有人，只有巨大的集装箱、轰鸣的卡车和空旷的地带。我走了几公里，突然意识到，这也是城市的一部分，一个平时被我们完全忽略的部分。它既不出现在旅游指南里，也不在文人笔下的抒情中，但它和长安街、故宫同属一座城市。后来去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那里有一门课，要求学生每周去城市的不同角落，包括荒野、下水道、被遗忘的街区。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三不管”地带野餐，老师指着一排白色的铁柜问我们那是什么。我们以为是储物柜，结果他说：“这是放骨灰盒的地方。”那一刻我震惊了。那个地方既不是殡仪馆，也没有任何仪式感，只是一片混乱、普通的城乡接合部。生活与死亡、现代与废墟同处一个空间，那种并存的冲突感极强，这就是“折叠城市”的真实感。

现在我们常谈的“城市语法”，其实也源于大写的城市意义内部的层次。我曾重点讨论过“中轴线”的问题。其实广州也有中轴线，比如天河北一带，曾经就有过。中轴线是西方新古典主义城市规划中的重要构图原则，随着建筑和规划学科的建立，也逐渐成为一个指导性的理念。不过有趣的是，古代建筑虽然讲轴线，却未必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种“中轴线”。比如北京，从永定门到地安门，从卫星地图表面上看是一条中轴，但在实际上并不连贯。古代没有汽车，人和马车也无法贯通中轴，街道被一层层的门、院、宫殿隔断。这种中轴线在古代有其强烈的象征含义，又绝非看得见的功能性的通道。

所以我们说空间有其“语法”，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结构有其真实后果。就像写诗，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并非平等，这样才能互相生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很多人以为它是对称的组合，其实不然——“鸣翠柳”的“鸣”是倒装，本应是“在翠柳上鸣”。真实意义的生成来自不均质的组合，而非机械的对称。如果所有词都是名词，没有隐含的动词，就不会有诗歌意义。“七宝楼台”虽美，却无法构成句子。只有当动词、副词、形容词共同作用，意义才会浮现出来。城市也一样——不能只有“名词”，也要有调遣它们的语法“动词”。

现在很多城市的问题就在于缺乏有效的连接。现实城市中，我们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很多名词，比如建筑、商圈、地标，但缺乏让它们搭配彼此“动起来”（交互）的可能方式。最好的古诗文结构并非简单的对称秩序，而是“流水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既有对称，又有流动。这种顺承、衔接，最终融合了时间性和空间的逻辑，这就是城市的语法。

所有空间都关乎时间。不需要人为的隐藏，时间已经折叠了空间，唯有某些极为特殊的际遇，让我们能目击时间中空间的清晰展开。人们在文字中遥望城市，就像在一幅想象的画面中凝视猎户座星云，仿佛近在咫尺，实则遥不可及。

不存在什么“城市的展馆”，只有它的舞台，有上场，也有下场。大多数情况下，城市只存在于此刻。你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开口言说。

（作者系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感知与意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