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吗？对周忠和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20世纪70年代末，就读于江苏扬州江都中学的高中生周忠和，从班主任吴凤彩订阅的一本《化石》杂志中，窥见了史前生命的神奇世界。那本当时发行量达数十万册的科普杂志，为他打开了古生物学的启蒙之窗。多年以后，这个青涩少年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作协理事长，并出版了自己的首部科学传播文集《我的科普之道：科学精神与科学传播行思录》（以下简称《我的科普之道》）。
而那本改变周忠和人生的《化石》，正是他后来长期供职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的刊物。他从《化石》的读者变成作者，又从作者成为公众阅读视野中的科学家。
《我的科普之道》是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青鸟新知·智识”丛书的第一本。丛书取名“智识”，意在把科普从“传知识”升级到“养智识”。周忠和的这本书，为凤凰科技高端科普产品线树立起一块坚实的路标。
科学传播不是科研的附属活动，而是科学精神的自然延伸
1990年，25岁的周忠和在辽宁西部考察鱼类化石。两个月后，他独自返回那条山沟，意外发现两块保存完整的鸟类化石，距今约1.2亿年。这种早期鸟类后来被命名为“燕都华夏鸟”。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白，也让他弃“鱼”从“鸟”，转向中生代古鸟类研究。此后数十年，他和团队在热河生物群陆续发现多种长羽毛的恐龙和早期鸟类化石，为“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2025年，周忠和与徐星、季强共同荣获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科研之外，周忠和坚持科普写作30余年，累计100多篇。在《我的科普之道》的后记里，他自认“文字功底平平，写东西也算不上快”，并说这些文章“相较于本职科研工作而言，可以说是‘不务正业’”。这当然是他的谦辞。科学史家吴国盛在序中评价精准：“平实中见深刻，温和中藏锋芒。”周忠和则常说：“研究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启发未来。”这句话用在他的科普实践上，再贴切不过。他研究亿年前的化石，也用经年不辍的耐心，把科学精神一点一点讲给今天的人听。
该书分为四篇。第一篇“科学精神之魄”，从呵护好奇心、求真较真谈起，延伸到知识分子品格与科学探索动力；第二篇“科技体制之思”，直面科技评价改革、科研评审“打招呼”顽疾、基础研究定力与科研人员生活保障等现实难题；第三篇“科学传播之道”，阐述科学家做科普绝非“不务正业”，强调科普须以人为本，与人文精神、科学伦理融合；第四篇“科学常识之辨”，聚焦进化论百年误读，辨析“适者生存”的偏差，还原自然选择的本义。四篇由精神到制度、由传播到常识，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位古生物学家对科学精神的完整思考图谱。
这些文章多是应约稿“催出来”的，有随笔、演讲稿、序言，看似松散，却有一条暗线贯穿：科学传播不是科研的附属活动，而是科学精神的自然延伸。
在周忠和看来，科学家做科普是科研工作的自然延伸。2001年，他带队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时，答辩现场带去了《科技日报》整版报道他们“辽西热河脊椎动物群”课题组的报纸——评委看到的不仅是一份申请书，更是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科研集体。项目最终成功获批。科普在这里不只是点缀，更是科研表达能力的训练场与跨学科交流的桥梁。
他总结的科学精神六字诀——“求真、探索、质疑”，不仅是科研的方法论，也是科普的底线。科学家写科普，不是“离开实验室去讲故事”，而是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里继续追问事实、逻辑与证据的意义。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多次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加强小学科学教育建言，把科普从个人志趣推向制度层面。书中，周忠和提出，稳定保障不仅是经费问题，更是让科学家不为五斗米折腰、心无旁骛做原创的前提。科学精神在周忠和笔下，从来不是悬浮的口号，而是落到评审、项目、薪酬、评价每一个环节的具体实践。
呵护好奇心，就是给未来的科学家留一扇门
古生物学家看问题，时间尺度往往以百万年、亿年计。周忠和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尺度上看人生，荣辱挫折都显得渺小。这种超脱并非冷漠，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教育关怀。他希望孩子们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而不是背诵标准答案。
书中，周忠和反复提到两个关键词：教育重演论与博物学。教育重演论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四阶段：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形式运算，大致对应着人类从直观感知自然到建立抽象逻辑思维的漫长历程。因此，小学科学教育应当从博物学起步：观察鸟、辨认植物、采集石头，让孩子先和自然打交道，再逐步引入系统性知识。
在周忠和眼里，博物学不是过时的学科，而是一种跨学科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亲近自然的本能。但现实并不乐观。他调研发现，我国小学科学教师专职化比例仅为33.7%，县级以下仅为16.1%。科学教材版本多达8种，质量参差不齐，知识碎片化地堆砌，缺少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系统呈现。对此，周忠和的建议很具体：吸纳一线科技工作者参与教材编写，实施双师制，开设科普讲堂，推广科学阅读。这些并非空想，而是从他自己的成长经历中生长出来的。如果当年没有那本《化石》杂志，没有班主任看似偶然的举动，就不会有今天的周忠和。呵护好奇心，就是给未来的科学家留一扇门。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科学教育的终点不是把头脑填满知识，而是点燃思考的火种。周忠和的科普之道，说到底就是这件事：用亿年尺度上的生命故事，把那团火传给下一代。
常识之辨，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
书中最见功力也最见锋芒的部分，是周忠和对进化论常识的反复辨析。19世纪末，严复翻译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取名《天演论》，把这道西方来的“西餐”做成了救亡图存的“中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8个字从此深入人心，却也埋下了百年误解的种子。周忠和提出：“‘适者生存’简直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代名词，事实上这是很不准确的。”自然选择才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机制，作用于可遗传的变异，而非环境诱导的主动适应。法国文物学家拉马克认为，生物会主动适应环境，并由内在驱动力向高级发展；达尔文则揭示，变异并非源于环境诱导的主动适应，生物是在自然选择作用下适应环境的。
周忠和写下这些辨析，实际上也是在践行自己的一句话：“宣扬科学精神比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当进化论被简化成“进步”“竞争”“优胜劣汰”的词语时，科学精神就死了。他反复提醒读者：进化没有预定方向，没有目的性，人类不是演化的终点。生物演化是对综合能力的长期考验，适应只是特定时空下的相对指标。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在今天显得尤其必要。常识之辨，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更是公共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本杂志的启蒙，到2025年一部文集的沉淀，周忠和走了近半个世纪。这条路上有化石的沉默，有文字的温热，有一个科学家对真理的坚守和对公众的赤诚。读《我的科普之道》，你读到的不仅是一本科普文集，更是一位学者长期以来在科研与科普之间往返思考的记录，而记录本身，就是路。
（作者系科普时报社社长、中国科普作协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