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31日，当代美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在肯塔基州罗伊尔港的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2岁。就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长文《少即足矣》（Less Is Enough），为自己最重要的散文集撰写五十周年回顾。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生态和重农文学写作者之一，贝里曾获杰斐逊人文讲座奖与美国国家人文奖章。他一生著作等身，出版诗歌、小说、散文逾50部，为工业化时代的美国乡村写下了一部绵延半个多世纪的精神史。

1934年，贝里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他在肯塔基州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赴斯坦福大学研修创意写作，此后任教于纽约大学，并在美国出版业和文坛的中心获得了令人艳羡的学术位置。然而，在1964年，三十岁的贝里做出了一个令同行震惊的决定：辞去纽约大学教职，携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肯塔基乡间，在罗伊尔港附近购入一处名为“兰氏码头”的农场，用挽马代替拖拉机耕地。在纽约文学圈看来，这无异于“知识分子的死亡”，但贝里日后在散文集《堆柴木的技艺》中回忆道，他此生最大的幸运便是“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和重农文化在家乡存续了整个童年”。此后六十余年，他再未离开家乡，边耕边写，用余生兑现了年轻时的选择。

“我们栖居于农耕”

1977年，贝里出版散文集《美国的不安：文化与农业》，一举奠定了他在美国思想界的位置。彼时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巴兹正向全国农民发出“要么做大，要么出局”的指令，要求开足马力扩大生产——贝里称之为“有史以来给农民最糟糕的建议”。数百万家庭小农场在兼并浪潮中消亡。

面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农业工业化浪潮，贝里在书中构建了一组直指问题根源的概念范式：“掠夺者”与“养育者”。他以露天采矿者为掠夺者的原型，以传统农夫为养育者的理想，这样写道：“掠夺者的标准是效率，养育者的标准是关怀……掠夺者向土地索求的，仅仅是如何快速且大量地攫取回报，而养育者却会提出一个更为复杂艰深的问题：它能持续承载多少而不被耗竭？”而在更深层面，贝里指出，工业化逻辑的根源在于一种文明性的断裂：“无论我们的生活多么城市化，我们的身体依然仰赖农耕而活；我们来自大地，也将归于大地。故而，我们栖居于农耕之中，一如我们栖居于这副血肉之躯。”这句话道出了贝里思考的起点：农业从来不是一个产业门类，而是人与大地之间最古老的契约。工业化所撕毁的正是这份契约——它许诺用效率换取丰饶，却将农民变成了流水线上可替换的零件，将土壤降格为盛放化学制剂的容器。

散文是贝里的论辩武器，而小说则是他重建正在现实中消逝的乡村共同体的精神庇护所。从1960年出版小说《内森·库尔特》起，贝里以他的故乡亨利县为原型，用半个多世纪构建了一个名为“威廉港镇”（Port William）的虚构小镇——这个系列包含八部长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集，容纳了横跨150余年的数十个人物的生与死、劳作与安息。这一系列作品被评论界视为可与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相提并论的文学地理，只是贝里的“威廉港镇”少了南方哥特式的暴烈，多了一种对日常劳作近乎虔诚的凝视。

贝里在该系列中最为牵挂的一个命题，是教育与土地的悖论。在2004年出版的小说《汉娜·库尔特》中，叙事者汉娜在生命的暮年回望自己与亡夫在150英亩农场共同耕耘的一生。她和丈夫省吃俭用供三个孩子上了大学，却发现“教育的道路通向远方”，每一代人倾尽所有为下一代铺设的上升阶梯，最终成为离开家乡的传送带。贝里借此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悖论：教育许诺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但那个地方永远在别处，“更好”的尺度从不属于脚下的土地。一整套以进步为名的发展逻辑，却是在系统性地拔除它所依赖的根基——地方性知识、共同体伦理，以及人对一片土地持久而具体的责任感。

贝里在我国文学界尚未获得与其文学地位匹配的关注度，但他的重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深层的契合。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揭示的以土地为纽带、以邻里为脉络的社会，正是贝里毕生捍卫的乡村共同体生活。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消逝与贝里笔下肯塔基乡村的衰落，虽隔着太平洋，却遥遥呼应着同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挽歌。

小说《汉娜·库尔特》关于“教育通向远方”的痛切反思，对当代中国读者而言是一种切中肯綮的现实隐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所面对的问题，与贝里半个世纪前的追问如出一辙：当年轻人涌向城市、村庄日渐空心化，那些维系了几代人生活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和伦理纽带，是否还能被修复？贝里终其一生所实践的是对这一问题最朴素的个体回答：在一小片土地上，以不耗竭地力的方式耕种，以不割裂社区的方式生活。

“每天做一件无法被计算的事”

1987年，贝里发表短文《我为什么不打算买电脑》，宣称自己用铅笔写作、由妻子唐娅用打字机誊录手稿，他看不出电脑能在这套流程中增添什么价值。文章的真正锋芒不在于贝里对电脑本身的拒绝。贝里指出，技术更新总是以淘汰“旧型号”为前提：“此处的‘旧型号’不仅是我们那台老式皇家标准打字机，更是我的妻子、我的批评者、我最亲密的读者、我的工作搭档。”贝里反对技术迷信，他认为任何一套工作方式的内部都编织着人与人的依存，而效率的每一次升级都可能以这种依存关系的剥离为代价。

贝里的文章《我为什么不打算买电脑》发表后引发论战，读者来信嘲讽他把妻子当“低科技节能设备”。贝里不为所动，以一句极具反叛精神的话回应了所有批评：“如果使用电脑是一个新想法，那么不使用电脑就是一个更新的想法。”时隔近四十年后的今天，细读此文，我们会发现，这篇文章的锋芒不减反增。在人工智能重塑写作、算法介入农业决策的今天，贝里的追问依然令人触动。早在1973年的诗作《宣言：疯狂农夫解放阵线》中，他就写下了道出其身体力行、一以贯之信念的诗句——“朋友们，每天做一件无法被计算的事”。

当代美国小说家芭芭拉·金索沃获悉贝里离世的消息后，在社交媒体上悼念贝里：“先知，好农夫，温厚的文学巨人，肯塔基最好的儿子，一切美好事物的朋友。”他一生坚守的命题——人与土地、身体与灵魂的重新联结，在科技发展迅猛的今天，具有深切的意义。当代中国正经历的快速城镇化与乡村转型，与贝里笔下二战后美国乡村的凋敝形成了跨时空呼应；他对家庭农场和乡村共同体的毕生捍卫，对理解当代中国的乡土重建议题不无启示。

贝里留在了家族七代人耕种的那片土地上，正如他年轻时所希望的那样。他留下的，不仅是半个世纪以来写就的关于土地与人的著作，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证明：一个人可以不做技术世界的造物主，而做土壤忠实的照管者。那些关于自然、劳作与归属的漫长追问，仍在他耕过的每一寸土壤、写下的每一份诗篇中持续回响。

（王文韬系南通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佘军系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