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新闻就是电视里的时政报道或正在发生的社会热点。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录者，新闻早已不再局限于宏大叙事。它或许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观察，一段鲜活的生活记录。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再偏远的地区都不再闭塞，屏幕弹窗一亮，便联通了世界。
新闻事件只提供了毛坯，如何把这些毛坯转化为文学作品呢？这让我想到两个喜欢盆景的乡镇同事。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平时忙于乡镇琐碎的事务，业余喝喝小酒，打打小牌。直到我知道他们痴迷盆景，都有自己的小盆景园时，才陡然惊觉：原来他们在世俗的外表下，藏着有趣的灵魂。他们聊盆景时，与平时的样子判若两人：脸上有光，眼里有神，浑身散发灵性的光辉。我心里除了惊叹，还会生出遇到知己的喜悦。我甚至觉得，他们的双面生活，就是把新闻转化为文学的范例。平凡琐碎的世俗生活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原生态素材，当灵魂附体到盆景之上，他们的生命状态开始延伸，抵达精神层面的追求。寻到“生桩”时的惊喜，“读桩”时的成就感，裁剪失败时的沮丧，“盘扎”没有达到预期时的遗憾，创作出好盆景时的雀跃……这些真切的生命体验，与我在生活中打捞文学的种子没什么两样。
“读桩”是盆景制作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与文学创作中的虚构非常相似。所谓“读桩”，就是对从山上采挖回来的“生桩”仔细研判，读懂它的形，读懂它的神，读懂它的韵，读懂它蕴藏的无限可能，方能成就一盆好作品。文学创作同样需要“读桩”，把搜集来的素材，反复揣摩，认真审视，挖掘出内在隐藏的潜能，才能生成动人的文学表达。
乡土小说是我创作的重点。我所关注的新闻，更多的是乡村见闻。微信、抖音等平台上，都活跃着农民的身影。我观察生活的场域，也由现实的田间地头、街头小巷延伸到了方寸之间的手机屏幕上。我发现，村民微信群是观察农民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的绝佳窗口，一些平常不便言说、不敢言说的话，却能在群聊中说出来。这些热腾腾的生活场景，是我小说创作中一株株珍贵的“生桩”。
我的短篇小说《一弯新月》，就来自村民微信群里的一场风波。一个醉酒村民不知什么原因，在群里大骂村支书。村支书始终沉默。他的两个兄弟跳出来与这个村民隔空对骂，污言秽语瞬间刷屏。群里有人煽风点火，有人好言规劝……争执不断升级，很快就发展成全村围观的事件。当然这场微信群风波，只是呈现了冲突的起因和结果。小说却不能停留在这些表层，而要深挖事件背后的心理波澜，才能抵达艺术的真实。
帕慕克说：“讲述自己的故事如同别人的故事，讲述别人的故事如同自己的故事，文学创作就是这样一种能力。”小说创作，既是与别人对话，也是与自己对话。我们在书写自己心底的悲喜时，是否能叩开他人的心门？能否完成从新闻到文学的转换，写作者对书写对象的熟悉与共情是关键。
一些网络热点事件，从故事层面看，完全具备小说改编的潜质，我却无法动笔。原因是我不熟悉当事人的生活，很难做到感同身受，无法给人物填充血肉，也拿捏不好转化的尺度，留给小说创作腾挪的余地有限，我无法建立独属于自己的叙述视角，构建超越新闻现实的“小说现实”。当然，这不代表完整的公共新闻绝对不能转化为文学作品，这只是属于我个人的创作边界。
而我对熟悉的乡村题材，就从容多了。我经常在生活中捕捉一些微光，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个眼神，有时候是一个表情……一个村民跟我讲他多灾多难的母亲：“别人的娘在清水里，俺的娘在浑水里；别人的娘在浑水里，俺的娘在泥里。”这些生动鲜活的讲述，是创作力和想象力的源头活水。闪亮的细节，往往深藏于被忽略的生活细微之处。
乡野传闻也是一种民间新闻。它习惯于给人物贴上标签。而文学的任务，就是撕下标签，看见标签之下活生生的人。我的短篇小说《长在屋子里的树》就来源于乡村流传的一桩伦理丑闻。在村民的闲言碎语中，这个人被演绎成脸谱化的坏人。但一个意外的瞬间，让我挣脱了新闻式的简单善恶判断。
我与几个村民聊天时，天气突变，雷声大作，其他人都神色如常，唯独这个“坏人”显露惊恐之色。这个转瞬即逝的表情深深触动了我，成为埋在我心里的小说的种子。我慢慢养着它。半年后，它终于破土发芽：道德是困住人的笼子，欲望是屋里疯长的树，而人性的悲悯，则是照进幽暗角落里的一束光。我大胆裁剪，将这个人改成一个有乡土情怀的退休干部，他办事有能力，对乡亲们有感情，受人尊重，但也犯了道德过错，背负丑闻。同时，我还虚构了一个仰慕他的乡村女性，写她听到丑闻后的内心震荡，写她在厌恶与失望之间的反复拉扯。小说结尾处，百感交集的她心生悲悯，向他递上了一杯热茶。这种人性的多面与混沌，是新闻难以承载的，却恰恰是文学要抵达的本真。
写作于我，是想要为时代留下一点印记。乡村里那些鲜活的人与事，在时代的浪潮里短暂一闪，随后便被信息洪流淹没。而我能做的，就是真实记录这片土地的呼吸与心跳，将朴素的“新闻生桩”孕育成独特的“文学风景”，让那些普通凡俗的生命挣脱现实的桎梏，变得饱满而轻盈，带着草木的芬芳飞向更为辽阔的精神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