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的风来了。它来得又快又猛，吹得整个行业都在晃荡。有人恐慌，有人焦虑，也有人爱谁谁，选择躺平。
我相信今天所有的写作者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选择一个AI工具，输入你的创作意图，加上一些描述和期待，最好再标注上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敲击回车键，那么，数秒之后，它便开始雄心勃勃地生成一个故事。不需喘息，没有停歇，噼里啪啦地输出，直到讲述的终点。定睛一看，起承转合，脉络清晰，甚至每一段情节都有小标题，小标题还起得有滋有味。当然，文法自然更规整，杜绝语病和错字。那一刻，我们有没有一些恍惚？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是的，AI的风，吹来了太多恍惚和犹豫，也带来了太多不确定以及确定。
一
我们不确定——苦习多年的遣词炼句的手艺和思维方法，经过一键生成的AI文本比对，还值不值得投入思想和身体的努力？我们不确定——创作这件古旧的衣裳，在代码的裁缝手中还能包裹多少真实，还容许存留几分人的体温？我们不确定——当包括语言、影像在内的表意符号的组织、生产变得如此轻易和轻率，在令人窒息、铺天盖地的数码狂潮面前，每一个藏在显示屏后面的小小的你和我，如何被甄别？或者，已经根本不需要被甄别……
所以说，AI的风吹过来，确定的是我们拥有了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无数不确定；确定的是你无需坐冷板凳啃书、背楚辞唐诗、做读书笔记，就能坐怀天下的典故、辞藻和名人名言；确定的是，对于纯工具性和信息整合式的写作，人力在算法面前已经完败；还有，可以确定，在AI赋能的新大众文艺时代，艺术创作的“特权”已经从此前的所谓“艺术家”（包括作家、编剧、导演）手中被不留情面地褫夺，“创作”自身的定义，也正在重新书写之中。
上述内容，AI概括得一定比我更翔实、更严谨，甚至更诗意。这件事我同样很确定。但为什么还要说？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是我想说话，不是单人旁或女字旁的“他”或“她”，更不是宝盖头的“它”想说话；尤其关键的是，我要说的是我自己的话，不是宝盖头的AI搅拌、重组别人的观点后吐出来的话。
关于说话——我说的是人的说话——规整、周全、正确与否固然重要，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话语主体的思维与情感动机，还有说话的语态、节奏和腔调。讨论前者后者谁更重要并没有实际意义，至少在创作的范畴里，忽略后者，无异于质疑甚至取缔人类全部艺术创造的存在合法性。
AI这股风，经过最初的焦虑之后，应该把我们吹向清醒。它应该促使每一个创作者展开面向自我的叩问：我是谁？我究竟能成为什么？能做什么？我的眼神、声调、体温，同AI有什么区别？
二
创作最大的法门是什么？我把它叫作“审美提纯”——把创作主体最原初的创作冲动保留下来，把差异化的部分放大，把新奇的感受传递出来。余华在《活着》里，写福贵埋葬了儿子有庆之后，家珍让福贵背她去村口看看。家珍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接下来，余华写道：“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我至今记得我读到这段文字时，惊心动魄的内心感受。一个刚刚失去儿子的父亲，看着那条月光下的小路，如何传达他的感受。他想到的是“盐”。一个农民不会用诗人的修辞来形容月光，但他知道把盐撒在伤口上的滋味。抽象的痛苦，于是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感知的形象存在。
在《许三观卖血记》里，也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许三观第一次跟着老乡去卖血，卖血前一碗接一碗地喝水，喝到肚子“胀鼓鼓的”，走起路来“像怀胎十月似的一步步小心翼翼”。卖完血后，一定要到胜利饭店，要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一个底层人，卖血成了他活下去唯一拿得出手的资本。卖血前喝水、卖血后吃炒猪肝喝黄酒，这套虔诚的仪式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命运和苦难的重压下，这是许三观给自己卑微的生命留下的最后一点体面和尊严。
为什么这样的表达能穿透时间和人心？因为它发现性地捕捉到了隐秘、微妙的人的言语和举止，以发现性的方式敞开了人性的幽微与深邃，而且诉诸了发现性的、独一无二的符号体系和艺术形象表达。余华的作品公开发表后，他的表达被AI分析、归纳、总结，汇入素材库，肢解、搅拌、混搭，变作文本生成所需的养分。而在余华写下上述文字之前，AI大多数时间，是韩非笔下守株待兔的宋人——那些对世界、存在和人极致敏锐而精微的感知力、创造力和表达力，独属于余华，独属于人。
我以为，于写作者，AI的一个贡献在于——以不可抗拒的时代巨力之名，逼迫我们回归独属于人的领地，以更像人、更人性的方式来体认和书写世界。先知般的瓦尔特·本雅明近一百年前提出了“灵韵说”，放诸今日，其价值变得更加显著。AI时代的艺术创作，所遭遇的“灵韵”消逝的危机，远胜于法兰克福学派当年忧心忡忡的对象——摄影、电影和流行音乐；因为AI的算法和文本生成机制，导致的远不仅仅是所谓“灵韵”的退散，不仅仅是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商品化与“伪个性化”，其消解的对象指向了人和人的力量本身。
所以，AI的风，请把我们往“人”的方向吹——以孜孜不倦的热忱理解人、洞察人、发现人，以更细腻、更犀利、更生气蓬勃的方式书写人、复原人、创造人。而这一切的起点，应当是创作者诚恳而不加矫饰的自我剖析——每一个个体的心灵镜像，无疑，都通向辽阔无垠的人类存在版图。
三
五年前，我接下《问苍茫》创作任务的时候，也陷入过一段时间的“苍茫”。关于毛泽东的1921—1927年，那么多中外伟人传记，那么多确凿的历史文献，那么多后人的评述，作为编剧的我，还有没有表达的空间？如果有，我的认知和感触、我的思想和情感律动，又该如何在历史的缝隙间生长？创作过程中，我一次次用自己的生命体温，去触碰一百年前的历史和那群生命力澎湃的青年，也殚精竭虑，尝试用独特的表达来传递心底那份难以名状的敬畏和感怀。当毛泽东告别安源矿井工人时，我从经典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中找到灵感——画中毛泽东右手握着一把绛红色的油纸伞——于是剧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桥段：临别时，矿井工人送给毛泽东一把雨伞，毛泽东想把伞留给工人们遮风挡雨，工人对他说：“毛先生，你要走的路，长。”国民党一大会场，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公认的首次“同框”，但没有任何史料记录过二人有言行上的交集。我断然不能放过这样百年一遇的时刻。于是，在二人会议间歇走出会场时，在会场出口，蒋介石对毛泽东说：“代表，你先走。”毛泽东回答是：“同志，你先行。”十个字，隐喻的是当时二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政治姿态与人格底色，为后续二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同走向埋下了伏笔。这些情节、这些情境，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与历史现场、与伟人精神对话的心灵回响，我用我的方式在聆听、在思索、在探求，也用我的笔触和个性在书写、在挥洒、在创造。我执拗地相信，在史料之不可考、不可证伪处，恰恰有艺术个性和创造力腾挪的空间。
但凡有追求的创作者，从思维方式到认知路径，从修辞手法到情感技巧，都会在作品里留下深浅不一的个性印痕，甚至应该以营构并凸显自己的创作个性作为核心艺术追求之一。
在创作的领地，“我”的在场就是对抗一切外界力量的武器。AI的风吹得越猛，创作者就越要往“我”的方向走。我们特有的经历、我们的敏感、我们的坚强和脆弱、我们的丰盈和缺憾、我们的爱和伤痛——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和AI之间最深的鸿沟，也正是创作最坚硬的铠甲。
AI的风，理应把创作者往“人”的方向吹，往“我”的方向吹。无限放大“人”和“我”的创作，不可能被AI取代。就像摄影没有取代绘画，影视没有取代小说，AI同样不会取代有温度、有思想、有灵性的好故事。至于那些跟风复制、堆砌套路的流水线写作，不见“我”，亦不见“人”，它们被AI取代是一种必然，甚至是一种创作的净化。
作家韩少功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一句话——所有貌似强大的潮流，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今天的AI不是貌似强大，它的确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在推动着人类生活方式、产业结构和文明形态的巨大变革。AI不是创作的敌人，它为创作和创作者的赋能无需赘述；面对它，与其焦虑无措，不如坦然以对，不如静静回到书桌和键盘前，回到烟火蒸腾的人生现场，去感受、去聆听、去触摸，去平淡或汹涌地生活，去无畏无惧地创造，去沉静地书写。
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没有人可以拒绝这股强大的潮流。但我相信：一个创作者跟AI的共处之道，不是寄居和彻头彻尾逢迎，而是互补与共生。有必要充分地认识、学习和利用它，也有必要适当对它保持克制和距离，并以诗性、智性和灵性，以充沛的情感，去成全人的全部丰富性和创造力——这是算力无法抵达之地，也是我们驰骋艺术想象的自由王国。
（作者系编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