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朔方》编辑部前，我在中文系教《基础写作》。第一次编前会，我自我介绍说：“上大学的时候，我读文学史；工作以后，我和学生一起读文学史。现在我来到了文学的现场，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了期待。《朔方》是西部文学重镇，在宁夏写作者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能来这里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并深怀敬意。”这话从一个有十年工作经验的人嘴巴里讲出来时，理想主义者的光彩和得体的场面话术像真假孙悟空一样难辨真伪。但，我当时的确是那么想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位老师在《朔方》上发表了作品，别的老师们赞赏道：“李老师不得了呀！张贤亮也在那上头发表作品呢！”我不知道李老师的作品叫什么名字，但记住了《朔方》这本杂志，我猜那应当是一本很好的书。后来，我终于在一次讲座上见到了张贤亮先生，也慢慢见到了一众作家与编辑，《朔方》从遥远的童年记忆和生动的掌故里一点点落地，成了活的、生长的、与我同时空的“现在进行时”。

2020年9月11日，我拿到了时任编辑部主任曹海英交予的第一篇稿子。我快速读完并标记后，在无人的下午，用编辑部的座机给作者石庆慧打去一通电话：“方便吗？想聊聊您的小说《梯田流云》。”我还没有去过贵州，但知道贵州有龙场和阳明洞，此刻还有个在县政府当公务员的女孩子，她业余写小说，小说的男主人公也是公务员，不爱晋升爱写诗、爱摄影，阴差阳错下，他甚至要抛弃公职去学即将失传的古歌。怀揣理想的主人公是我熟悉的人物类型，作者的褒扬与惋惜是我熟悉的叙述基调，故事可以随意虚构，但作者的情感是真还是假，我还是能分辨的。我和她从《百鸟朝凤》聊到《饥饿艺术家》和《赛德克·巴莱》，从调整叙述节奏聊到小说的重心与题目的升华……四年之后，当我们一同站在鲁迅文学院的鲁迅雕像前，准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

庆慧是我在鲁迅文学院第46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认识的第一位同学，我告诉她，那是我在编辑部打出的第一个电话，我们编辑部在北京中路57号，过街便是银川市唐徕中学，每天按时响起的广播体操音乐让我无限怀念校园，“教师是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职业”。

“文学也是！”庆慧说。她说她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兴冲冲去街上摆摊卖书，还备了好几支签名笔。然而，没有“洛阳纸贵”，只有“门可罗雀”。我们为一种熟悉的幼稚和傻气放声大笑。她说这迫使她重新认识文学，剔除一切之后，“依然热爱”。庆慧是侗族，从小生活在村寨里，体验过城乡文化的对撞和传统观念的变迁，工作以后重返基层，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来时路。她有很多关于大山、侗歌和农业种子的动人故事，她讲的故事和她的善良、淳朴、坚毅、乐观缠绕在一起，格外动人，也格外值得期待。陆陆续续读了她的一些作品后，我送审了其中的一篇，小说讲的是看过了世界的理想主义者重返村寨，姑巴节的歌谣最终融化了女主人公心头的坚冰，传统的价值再一次被确认。

2020年底，主编杨梓决定开设“此在”专栏和“新锐”栏目。他是一名诗人，总能把编前会开得热烈澎湃：“宁夏文学该怎样创造第三次辉煌？《朔方》作为宁夏文化名片、西部原创高地，义不容辞也责无旁贷！”作为编辑部当时最年轻的编辑，“新锐”栏目交给了我，让我倍感激动和压力。栏目定位是挖掘既“新”且“锐”的写作者，稿件质量要远高于本刊发表标准方可考虑。于是，作为新手编辑的我无头苍蝇一般开启了全国搜索模式，在茫茫人海中寻觅刚冒头却还没什么名气的文学新人。是的，就是那种我刚好欣赏你，而你也恰好中意我的故事，和车站邂逅、情定终身的爱情故事有着某种迷人的类似。

2021年第1期，“新锐”栏目推出了王文写民间科学家的中篇《俯仰陈迹》，该作次年获第五届《朔方》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再一年，我看到王文的名字陆续出现在名刊大刊。第2期推出了周于旸的《云顶司机》，很快被《长江文艺·好小说》选载。周于旸开心地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被选载。之后很快他出版了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并于2022年入围宝珀文学奖决选名单。2021年，“新锐”栏目一共推出了13位青年写作者，第12期用80个页码一次性推出了兔草、王明明、蔡泽宇等9名新锐作者。

一个风雪天，我独自在编辑部打印样刊邮寄地址，一条条裁下来，贴上牛皮纸信封。临近下班，光线越来越暗。直起腰从26楼的窗口望出去，北京中路的车流人流按着红绿灯的节奏流淌或停顿，我不由得想，这一眼望见的人里，或许没有几个人是我们的读者，但文学会一直在我们身边。当时，我忽然非常想念即将退休的漠月主编，他累了会站在这个窗口向外望，有时和我聊几句，有时什么也不说，我也走过去站在他身边望着窗外。再后来是火会亮主编，他也喜欢垂着双手，望一望窗外。我们望到的，是一样的风景吗？

那年之后，我便经常能收到陌生作者的来稿，邮件主题会注明要投“新锐”栏目。有人转来小红书里的截图，是写作新人们的留言，说《朔方》的“新锐”栏目会看自由来稿，没名气的新人也会给发稿子。我心稍安，希望自己没有辱没那些我未曾谋面却心怀敬意的前辈们。

彝族的加主布哈也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第一次投稿的作品没有过审，但他的语言有着彝语与汉语碰撞后的独特滋味，我便又约了一篇。打电话改稿的时候他正在大凉山老家，鸡犬之声先于他的语音传过来，我仿佛瞬间就坠入了他小说里的场景，黄灿灿的阳光照耀着青草、山野和牛粪。那篇《工人》顺利刊出，编辑部的老师都很赞赏那篇小说。次年，又推出了他的中篇小说《阿古，阿古》，很快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载。后来，每次想到童年时期睡在姑妈家屋顶上完成求学之路的加主布哈，我都会先想到那一通散发着阳光气息的电话。广阔的大地上，总有带给我们惊喜、力量和美好的人，乘着文学的舟楫远道而来，我们相遇，交换温暖与鼓励，又各自远行。

一个脱颖而出的青年写作者留给普通省刊的时间和缘分是很有限的，但在恰当的时间里，我们相遇并彼此成全过，就是最美好的瞬间。我曾偶然看到王晚在《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简介中写着，有作品发表于《朔方》。霎时间，一种特别的情谊回溯时间之河扑面而来，让我想起打电话找她改稿的时刻。后来，我向主编闫宏伟请示：“可以给王晚做一期访谈吗？”他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我们发现了新人，就要持续关注，助力他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2023年，编辑部迎来了两位优秀的年轻人，其中一位来自山东。我问她一个人跑这么远，家人放心吗？她说：“不放心。哪怕我考中的是省里的公务员岗，我也可以放弃了回老家再考，但这是《朔方》啊！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就说过《朔方》。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养成一个纯粹的文学灵魂，不配涉足文学创作。但我竟然有机会来这里当编辑。你说，我怎么能走呢？”

那一刻，我再一次想起庆慧说的，文学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她还说：“依旧热爱。”

（作者系《朔方》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