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觉得，我的写作是从一棵玉兰树开始的。那不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开始”，而是一种存在状态上的确认。在我生活过的许多个春天里，玉兰花如期开放，犹如仙鹤般轻盈、洁净，无意关心外界眼光，自有人为她驻足。每当我在树下仰望，看到那些肥厚的花瓣向着天空张开，像杯盏承接自上而下倾倒的一切，仅仅是全心全意地完成“绽放”，我便会感到一种深切的慰藉与满足。
这种慰藉，或许源于我从玉兰身上看到的绝对独立的性格。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可见性”的时代，一切似乎都需要在曝光与流量中得到验证，以结果评估过程的价值。但玉兰不是，它遵循的是另一种更为古老与本质的自然节律。
我愿将我的写作状态称为“玉兰般地写作”，这是一种对创作者身份的美好隐喻：坚持写作，并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仅仅因为那是你生命内里的需求，而非为了任何外在的凝视与掌声。在写作将近十年的时候，我逐渐摸索到其中的道理。
1997年，我出生于东北一个四季分明的港口城市。我是独生女，不知道继承了哪位先祖的微弱天赋，在青春期迷上了阅读和写作，立志成为作家。本科期间，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趋势将我引入诗歌的宫殿，这门因含混、模糊、多义性而为理性世界带来困扰的艺术，以其惊鸿一面，让我看到了美与心灵的更多可能。在我大约十岁那年，东北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雪，我外出闲逛，从高台上跌进雪堆，整个人被松脆的积雪完全掩埋。一瞬间，世界消失了，只留下纯粹的寒冷、寂静、无限，我产生一种被包裹的、奇异的安全感。或许，诗神就是在那时出现，并行走在我身边。
对我而言，诗歌是一门同时属于过去与未来的事业，唯独与现在保持着距离。每当我们处理个人情绪，往往会陷入回忆，串联起相似处境下吹塑的彩灯，点亮一条通向记忆深处的灯带；而面对公共题材，诗歌总在尝试为未来预言，甚至需要克服集体观念的惰性、语言的窠臼。好像没有人知道现在要怎么做，这恰恰体现了诗歌的慷慨：它赠我以或热望或惊讶或审视的目光。
在成为一名诗人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人。那么，一个由诗歌“培训”出来的、带有近乎强悍的主体性的人，如何在日益程序化，甚至带有强虚构感的现代都市中生活与写作？这个疑问为我的诗歌带来了必要的张力。自大学毕业后，我就生活在上海，这里有令人惊叹的人类造物，也有被压缩和保护的自然生命。我常常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观察路边的栾树、海棠、乌鸫和甲虫，它们在车流与高楼间寻找生存的罅隙，这种矛盾与坚韧并存的特质深深吸引着我，让我不断思考何为“真实”，何为“继续下去”和“泰然自若”。现代生活愈发“程序化”，我们在这个微小的漩涡里循环往复，容易陷入一种机械化的晦涩与麻木状态，而城市中的自然之物，像玉兰，是唤醒我们的“闹钟”。从这个角度讲，一株墙缝中脱颖而出的青草的意义，远大于整片草原。
写作是破坏漩涡的行动。我有一首叫《程序崩溃日》的诗，就是对这种感觉的集中表达。假设世界是被某个粗心作家（比如福克纳）虚构出来又忘记的“约克纳帕塔法郡”，我们所有人仿佛都是其中的“非游戏玩家”，直到有一天，一个“程序漏洞”的出现令味道错乱、色彩变形，“我”才得以隔着水面，看清自己与世界“溃不成形”的真相。这个漏洞，就是艺术真实的入口。
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互纠缠，但各行其是，因为艺术真实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刻，而是用心灵去重新感受、揭示那被日常程序所遮蔽的、更本质的真实。基于此，我近几年创作了“植物系列”“模拟器系列”诗歌，并将其作为长期主题。我渴望自己能写出植物本身而非概念上代表的永恒责任与对抗力量，并引申到个体成长、亲密关系中。而“模拟器”则是我从艺术真实的大门探头进入后，找到的一条鲜花小径。在分身乏术之时，我们常有模拟器游戏弥补这份寂寞、模拟器恋爱填充这份渴望，为何不能用模拟器诗歌完成某种“志存高远”的人生？
这种对人的处境与选择的痴迷，同样延伸到我对阅读和文学传统的看法中。诗歌以其强大的共情性穿越时空，让我关心历史中其他个体的存在。凭栏远眺，我拍遍的不仅是自己的栏杆，也是属于过去某人，乃至未来某人的栏杆。即使这种困惑的内容是不同的，是细致到某个确切的问题的，但我非常信赖这个由成百上千的个体的困惑构成的集合词汇，它像一座大山坍塌在不同个体的生活之中。不同个体经验在共情中得到解释，寄蜉蝣于天地，天地又何尝不是成千上万的蜉蝣的想象？所以我时常会以优秀的作品为前文本，或直接展开对某位历史人物命运的书写，如细读辛弃疾“泪落哀筝曲”的《秋日读稼轩词》、基于曹丕《大墙上蒿行》完成的《蒿行帖》、在阅读《诗经》后写作的《二子同舟，泛泛其景》。诗歌不仅帮助我确认自我，也帮助我与更广阔的世界联通——特别是与历史上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心灵联通。当我写辛弃疾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还原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为了理解一种普遍的人类处境——那种面对无可挽回之事时的遗憾，以及在遗憾中仍然要走下去的尊严。
所有这些庞杂的思绪、断裂的感受、模糊的希望，最终都汇入了“诗歌”这一容器，就像我每一天都在不停感受、尝试理解那样。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文学没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哪怕一件具体的难题，但因为写作，我找到了一条对抗虚无、确认存在的路径，它带我走过烈日炎炎的荒漠，也走过芳香馥郁的森林。我二十岁出头时开始写诗，如今即将步入三十岁。回望这一路，我渐渐明白：要像玉兰般开放，把写作当作一种长久而坚定的、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律，不必过问其他人的季候。
在《蝉的语言》一诗的结尾，我写道：“或许语言/从来毫无意义，但总是响亮的。”这或许就是写作永恒的困境与驱动力。我们不断吞噬生活、转化经验、书写诗句，却似乎永远也填不满那个意义的缺口。但正是这种“响亮”，驱使我在心绪低回处仍能寻找到高昂的引领，对自己的存在和表达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