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路斐斐
采访手记
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后，季栋梁的行程更满了，“飞来飞去的”，写作、采访依旧是在路上——行走、思考、记录，一如当年为《西海固笔记》积累写作素材时那般不知疲倦。颁奖前夕，他又回了趟银川。从西海固到银川，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衡量尺度是时间：十几年、数十年，以足迹为笔，在苍凉广袤的土地上走完一个大大的“圆”。
这片土地，便是他信奉的“在场主义”的“现场”。感知、思辨于此一次次自然生发又反复沉淀，赋予《西海固笔记》以独特的叙事弹性与鲜活质感。一张张面孔、一段段故事，被原生态的、个性化的、质朴而又生动的文字包裹着，串联起人与土地告别贫困、走向精神富足的漫长历程。因此，读者阅读《西海固笔记》也是一场文学意义上的“还乡”。在高高的黄土高原，写作、劳作与千百次的重返、深耕，共同诉说着“我们”与土地、祖先、自然、自我和时代的故事。这场探寻《西海固笔记》为何而“记”、如何写就的对话背后，蕴含着一位作家对文学的丰富感知、对现实的深刻敬畏和对人的伟力与时代巨变的深情凝望。
让“行走”成为线索，书写遍地有故事的人
记 者：季老师您好，祝贺您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作为一部采用笔记体书写的作品，《西海固笔记》在文体革新与在地写作两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您的创作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季栋梁：我在宁夏本土的成长经历与数十年的文学积淀是这部作品实现文体探索的基础。但真正促使我采取笔记体书写这部作品的，是这片土地上真实发生着的历史性变迁：城、关、营、堡、寨……西海固2000余年的历史始终与王朝更迭紧密交织。尽管历代王朝都未曾放弃经营这里，可西海固的贫穷依旧。打开一册册史书，满目天灾、战乱、匪患与流亡……到了清末，西海固已“赤地千里，十室九空”。150多年前，左宗棠途经这里后在奏折中留下“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慨叹。1972年，联合国粮食开发署将西海固列为全球22个“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中国贫困之冠”的称号，浸透了无数西海固人悲苦恓惶的记忆。2020年，西海固与全国各地同步迈入小康，告别了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土地的意义被重新定义。如今的西海固大地，村舍错落、梯田连绵，牡丹、藜麦、万寿菊、文冠果等兼具生态与经济价值的作物铺展山野，百姓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与精神世界都在持续重塑之中。
在西海固生活30余年，我熟稔这里绵延已久的生存境遇、习俗伦理与风土人情；经年走访追踪，我积攒了大量值得书写的人物、细节与故事，留下了20多本采访笔记。传统报告文学的线性叙事已难以表现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时代巨变；而常规的本土写作又容易被情感裹挟，陷于苦难叙事惯性，难以承载我多年游走西海固积累的体量庞大的一手素材。于是我舍弃了以时间为线索的大事记式的、以情节闭环推进的叙事模式，借鉴我的长篇小说《上庄记》采用的原生态笔记体写作方式，以“行走”作为叙事主线。笔记体自由包容，可以融合田野札记、人物速写、风物随笔与史料钩沉，在坚守真实性底线的同时，个体生命记忆与理性观察交替呈现，凸显出西海固宏大历史变迁下独有的时代质感。当然，这两种文体的笔记体写作并不相同，为找到恰当充分的表达，我历时两年打磨文稿，六易其稿。
记 者：您是如何理解西海固的苦难及其与时代的关系的？对于素来有着苦难叙事传统的西海固，如何写出新意？您想向读者呈现怎样的西海固？
季栋梁：西海固的苦难源于自然与历史。苦难是这片土地的底色，它塑造了土地，却不能定义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苦难是背景，人才是主体。西海固人并非被动承受苦难的弱者，他们一直在黄土之上奋力挣扎：“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时代带来了翻身契机，西海固人与时代共同创造了“蜕变”，他们深埋在骨子里的生命力量得以释放。
不少西海固题材作品将苦难固化为悲情标签。我笔下的西海固，不只有战乱频仍、千年苦瘠的过往，更有“出得萧关北，儒衣不称身”“儿童能探火，妇女解缝旗”的壮烈历史。西海固的苦难与新生，既印证了时代即命运，也彰显了西海固人求新求变、坚韧自救的力量。我希望通过写作，展现乡土转型中西海固的复杂多面与人们不认命、生生不息的精神风骨。
记 者：您的作品以行走式的散点叙事形成了独特文本样貌，在全书叙事逻辑与精神结构的搭建以及素材取舍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
季栋梁：传统脱贫题材报告文学常采用“昔日贫困—政策落地—群众奋斗—实现脱贫”的叙事链条，容易把复杂的乡土变迁简化为大事记式的标准化叙事。西海固自1982年“三西”扶贫拉开整建制扶贫开发大幕，至2020年步入小康，近40年历程中发生了全方位变革，涵盖了交通、教育、住房、医疗、金融、文化等方方面面。尤其是扬黄灌溉工程，历经迭代升级，将黄河水位抬高数百米，为西海固送去了生命之水，破解了这里“十年九旱”的“锁喉”瓶颈，让“天旱窖枯水断流”的西海固真正拥抱了黄河之水。
如何写出这载入史册的千年之变，写出扎实厚重、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史诗性作品？在我看来，西海固的脱贫故事不缺顶层决策、中层推进的史料记载，缺的是对人物、生活细节、语言与真实感受的立体抒写。因此我选择向采访索取答案，踏进生活的泥土，贴近普通民众，捕捉最生动的社会细胞：深入，深入，再深入；碰、撞、捕捉、审视、提炼、书写；承接西海固文学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以事写人、以人写事、以原生态手法原汁原味讲述。在西海固数十年与贫困抗争的历史进程中，遍地都是有故事的人，足以佐证时代变迁。
谋篇布局上，我以“行走”为线索，串联不同的空间、时间，实现自由切换。风物描摹、人物口述、现场感悟、历史思考等形成散点叙事，各自可独立成篇，也可将散文意境、随笔思辨融入纪实书写。写作时，我也尽量避免总结式话语与刻意的修辞运用，如此更适于表现这片“苦瘠甲天下”的土地减贫历程的厚重与繁复。
依附具象的人与事，写一部充满希望的书
记 者：您长年扎根本土，2018年后为此书的创作又进行了40余次专程田野调研，多年来您是如何捕捉、沉淀原生素材，形成自己的纪实写作路径的？
季栋梁：我采取“非典型”式的走访：不预设行程、提纲，也不提前给相关单位、机构“打招呼”，采访随性而行。或逛小镇集市、走村串户，或在田间地头、街巷村口和乡亲们谝传、逛闲，捕捉转瞬即逝的现场，倾听人们复杂真实的心绪，感知他们的悲欢。不知不觉中，很多偶遇的村民都成了我采访、书写的对象。这种随机走访总能打捞到最鲜活的素材。数十年来，这些扎根西海固的乡土记忆和随手记录的乡土场景、方言表达与人物故事，共同构成了我丰厚的素材储备。
写作前期，我也系统梳理了相关的地方志、旱情档案、移民史料与生态治理文献。记载西海固苦难灾荒的史料繁多，但引用时必须把握分寸，我想呈现的不只是一册回望悲情过往的历史书，而是一部饱含希望的文学作品。因此，行文时我避免让史料铺陈抢夺叙事主线，而是将文献作为隐性时空背景进行适度穿插，让民间个体的鲜活记忆、田野现场的真切观察和史料彼此印证形成古今对照，通过素材的取舍揭示时代变革的深层逻辑，以此来正视苦难历史，更书写苦难的终结。
在我看来，脱贫攻坚最深刻的改变是精神重塑。精神之变的书写更艰难，也更关键。千百年来，西海固百姓始终坚持与贫困抗争，但过往大多只是被动抵御天灾、摆脱贫瘠，维系生存。脱贫攻坚是人们开始主动创造生活，真正开始改造环境、选择人生并重构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为乡土注入全新活力的过程。乡村振兴首要振兴的是精神，是人们对土地的情感。只有心怀理想的农人，才会带来乡村的希望。
记 者：“行走”在您的创作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同一素材在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中的取舍剪裁与文本呈现有何不同？
季栋梁：一部好的非虚构作品需要大量细节，非行走不能得也。书本史料、他人转述都是二手信息。行走不是专门采风搜集故事，而是抵达现场，获得亲历的真实与感悟。行走收获的素材繁杂粗粝，这就需要一个艺术转化的过程，我主要把握两点：纪实性与文学性。素材取舍方面，小说中的事件服务于人物，多事件可以归集到同一人物身上，追求人性的真实；非虚构写作中，人物则服务于主题，人物与事件必须忠于事实，不能虚构，同时又要保有文学性，这就需要反复整理、筛选素材。比如，西海固搬迁人口多达123万，如何写出人们故土难舍的纠结？写孤单老人、乡愁美食、废弃村庄，这样的写法偏老套。行走间我找到了最动人的素材：移民搬迁后，老宅园子里果树依旧繁茂，花开繁盛，让人想到“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些果树花朵后来成为了当地“山花节”的主要花影来源。
素材的取舍最考验作家的驾驭能力。以《西海固笔记》为例，素材充沛，写作时，难以割舍的纠结时时困扰着我，有些细节被反复“用上、拿下”地折腾。为此我确立了两条原则：所有细节必须服务于人物塑造和“精神变迁”的核心主题，单纯追求视觉冲击与猎奇化的素材就主动舍弃；厘清事实记录与主观阐释的边界，尽量依靠人物言行展现内心，作家不轻易进行价值评判。我信奉“在场主义”，认为作家的所见所闻应在现场、在行走中自然触发思考，思辨要紧紧依附具象的人与事，杜绝“从书房出发”的悬空表达。
我认为，先有行走才有创作。很多题材在行走中生发，进而才激发了作家创作欲望。一旦进入写作阶段，仍要再行走、不断行走。写作很难一帆风顺，写不下去时我便再次出发。尤其写非虚构作品，行走常会推翻预先设想，因此创作也更为艰辛。
记 者：这部作品中您以方言对话和白描手法形成质朴真诚的文风，生动塑造了众多人物群像。创作中您追求怎样的审美旨趣？
季栋梁：西海固普通人的生活厚重沉实、言语朴素直白，雕琢过度的文辞与这片土地气质相悖，刻意渲染悲情反而会拉开创作者与书写对象的距离。因此，我的写作以白描为根基，坚持理性克制，尤其偏爱通过方言语境、原生对话塑造人物，不仅是为了增添乡土气息，更是因为方言承载着当地人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情感逻辑，对话体能最大限度留存现场原生质感。刻画人物群像时，我避免塑造“完美化”“符号化”的模范典型。村民、基层干部、创业带头人、脱贫模范都有多面性，我捕捉他们最接地气的一面，用日常对话表现人物心理，关注普通人在适应新生活过程中的内心挣扎。比如写生态移民，我记录了大量民众的真实处境——他们告别贫瘠大山、过上了更好的日子，内心却始终割舍不下对故土的眷恋。
土地上新的人与故事将持续生长
记 者：有评论家认为，《西海固笔记》是一部新时代的“创业史”，写出了时代变革中普通人的命运走向、生存逻辑与心灵变迁。作为本土作家，您如何把握采访与写作的分寸？如何理解报告文学的品格与思想力量？
季栋梁：西海固告别绝对贫困，报告文学理应捕捉这场根本性转变。因此，我把先民受制于自然匮乏的生存图景作为时代巨变的背景，诠释“时代即命运”。田野走访时不回避过往苦难，也不沉溺、更拒绝消费苦难，更多是观察普通人随着生活日渐向好，选择意识与主观能动性的苏醒，捕捉潜藏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蜕变。比如，日子宽裕后乡亲们重拾自信，待人也热情了，有话了，爱说了。村里一位老者对我说：“以前见了人往沟里躲哩，现在见了人往家里惹（邀请、招呼的意思）哩，以前日子过得有皮没毛，活得难肠得能把人羞死，来了人也不敢请到家里。”他还说：“以前说生活，生下来活下去，现在说生下来要活好。”
对本土作家而言，平衡故土深情与理性审视也是必须面对的课题。记录减贫事业的伟大成就，也不能回避转型期的现实阵痛，思考观念碰撞与文化调适难题，力求客观表达，不放大矛盾，不简化现实。因为，乡土变迁是一个漫长过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报告文学而言，文学性与思想性是不可或缺的双翼，真实性是不可动摇的底线。文学性意味着找到适配题材的叙事方式、语言笔法和鲜活的人物、场景、细节；思想性不是生硬说教，而是扎根现场的不断观察与追问，要透过生活表象探寻命运变迁背后的深层逻辑。脱离文学性，思想易干枯空洞；缺少思想性，文字再优美也只是碎片化的见闻堆砌。《西海固笔记》的所有思考扎根黄土大地与普通人的真实生命体验，我想抵达的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境界。
记 者：您认为新时代报告文学写作者需要从哪些方面涵养自身，保有这一文体的核心品质？《西海固笔记》以开放式结尾收束全篇有何考量？
季栋梁：要写出优秀的报告文学，创作者要有长久扎根现场的耐心，拒绝走马观花式的采风；善于采用“非典型”采访，贴近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尊重事实与现实，创新叙事结构；向书写对象学习语言与思辨；打磨文学质感，避免作品沦为素材汇编；要避免陷入熟悉的题材与固有笔法的惯性书写，主动实现艺术迭代。对于乡土写作，作家更要坚持走进田野现场，不依赖经验闭门写作；要保持认知更新，不让自身的观察与体验走向僵化。“不创新，就灭亡”，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给我的感悟。
全媒体时代，影像记录更直观具象，却难以直抵宏大叙事、历史钩沉、深度思辨和人物隐秘精神世界。反观报告文学要继续发挥文体无可替代的价值，就不能止步于对事件表象的记录，而要走向更深层的书写，实现深度在场的人文观察、独立思辨与贯通时空、勘探精神、直击心灵的厚重书写。换言之，影像可以呈现“看得见”，文字则能让人“读得出”。
多年来，滋养我创作的既有传统史传、古典笔记的叙事智慧，也有现当代乡土纪实文学的宏阔视野。影响我最深的是《史记》。它突破了以时间为纲的编年体叙事，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叙事艺术。坚守“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伦理，打破唯上层叙事的局限，为平民立传；尤其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作原则、史学与文学的融合之美等，都对我影响至深。未来，我期待能看到更多扎根地域、拒绝模式化复制的优秀非虚构作品；我也会继续深耕西部乡土题材、探索文体边界，追踪乡村振兴带来的时代新变。
《西海固笔记》以新农人、乡村合作社的崭新图景收尾，是因为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是西海固故事的终点，这里的乡土转型仍在继续。而这份留白恰好也契合笔记体的特质：“笔记”本就是持续行走、记录的写作形态。时代不断向前，土地上新的人与故事将持续生长，我的书写，仅仅是漫长乡土叙事中的一次阶段性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