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伊朗译者，我已经翻译了路内的《慈悲》和格非的《登春台》，目前正在翻译鲁敏的《金色河流》。把这三部小说放在一起思考，我更深刻地感到，理解当代中国，需要走近具体的中国人。文学让外国读者有机会认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了解他们的生活与牵挂，体会他们难以言说的心事。我们由他们进入时代，又通过时代重新理解他们。

了解一个国家，需要历史知识和社会观察，也需要接近生活在其中的人。小说使我们有机会走近人物的内心，体会某个决定作出之前的迟疑，某次失去之后的沉默，以及一个家庭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相处方式。对外国读者而言，这样的阅读能够使“中国社会”这一宽广的概念，逐渐显现出具体的面容。

理解当代中国，也需要了解今天的生活从何而来。今天的生活方式、家庭期待和价值取向，往往带着过去的印记。年轻人不能理解的某种坚持，可能来自长辈曾经经历的匮乏；一种看似难以解释的习惯，也可能保存着一个群体共同生活的记忆。当小说让不同年代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相遇，读者便有机会理解变化何以发生，以及过去如何继续影响当下。

翻译使这种阅读变得格外缓慢。读者可以顺着故事往前走，译者却必须时时停下来：一句话为什么这样说，一个称呼包含怎样的距离，一段叙述为何在此处突然转换语气？为了让人物在另一种语言中保持鲜活，译者需要不断返回他们的生活处境。对词句的揣摩，也就在这样的往返中逐渐加深了对人的理解。

《慈悲》把目光投向工人及其家庭。水生、玉生等人的生活与化工厂紧密相连，个人的成长、婚姻与衰老，同工厂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路内用不长的篇幅容纳了数十年的生活，使时代的变化落实到普通人的命运之中。理解这些人物，需要看到工厂在他们生命里所占的位置，以及工作关系与家庭生活如何彼此影响。

对外国读者来说，工厂与个人生活之间的联系值得细读。熟悉一个职业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已经理解这个职业在特定年代所包含的生活内容。一个人如何认识自己的价值，怎样与他人建立信任，遇到困难时向谁求助，都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小说把这些关系编织进人物的日常，使读者看到，一份工作的得失，可能同时牵动一个人的生活安排、社会关系和自我认识。

水生、玉生、根生等名字里反复出现的“生”字，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对于能够直接阅读汉字的读者，这层联系清楚可见。进入另一种文字以后，人物名字的读音可以得到近似的转写，字义之间的呼应却未必同样显明。这提示译者留意藏在日常语言里的意味——既要考虑如何让读者感知这些联系，也要避免把人物名字解释成意义固定的符号。

我尤其愿意从“慈悲”这一题目出发理解作品。这个词有自身的文化来历，但进入小说以后，它的意味还需要从人物的遭遇与彼此相待中体会。在困顿之中，一个人如何维持做人的分寸，如何看待他人的不幸，如何承受生活留下的伤痕？这些问题使阅读超出了对苦难的旁观。对译者来说，传达题目的含义，需要体会这个词在整部作品中积累的情感。

因此，在我看来，翻译这样的小说，既要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艰难，也要留意人物在艰难中仍然保有的尊严。倘若人物只是证明某种观念的例子，他的独特性就容易被遮蔽。当读者愿意认真理解他的处境，他所经历的时代也会变得具体。文学保存着这些难以由概念代替的生命经验。

在《登春台》中，格非让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的故事彼此交织。他们有不同的来处与经历，在北京春台路67号发生关联。随着各自的往事逐渐展开，人物之间的联系也显露出更深的来由。阅读这部作品，使我注意到，理解社会变化还需要辨认人与人如何相遇、彼此影响，又如何承受这些关系带来的后果。

小说序章中有一个值得驻足的场景：周振遐坐在中关村软件园附近的长椅上，看着上班的人群经过。有人浏览手机，有人匆忙吃着早餐，密集的人流与人物对生命、时间的思索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城市生活的节奏很快，而周振遐此刻却感到时间难以打发。这样的并置，使一幅熟悉的都市景象容纳了不同的生命感受，也让读者看到身处同一空间的人，可能经历着何等不同的内心生活。

从这里出发，认识当代中国，也就包括理解现代生活给人带来的精神感受。迁居、工作、技术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会改变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面对新的机会，人仍需要回答怎样安顿自身的问题。沿着小说人物的经历去辨认，我们才能理解表面相似的选择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意义。

《登春台》还提醒译者，叙述的次序会影响读者对人物的认识。几个人的经历逐渐相互照亮，关于某个人的判断，可能随着另一个人故事的展开而改变。翻译需要保存这种逐步认识的过程，留意信息何时出现、哪些地方仍有疑问。如果译者因熟悉全书而提前补足解释，就可能改变读者进入故事的方式。

正在翻译的《金色河流》，则让我继续思考财富与人的关系。鲁敏以穆有衡晚年的生活为重要叙事支点，在当下与回望之间展开他的人生。财富的积累、旧日的亏欠、对子女的期待以及身后财产的安排，彼此牵连。穆有衡如何理解自己走过的道路，又试图怎样安排他人的未来，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财富由此同记忆、亲情和责任交织在一起，也使人物内心的矛盾逐渐显露。

小说中，谢老师用红皮本子记录穆有衡的人生素材，提供了有别于主人公自我回望的观察角度。然而，长期参与穆家的生活，也使他的记录受到感情的牵动。到了后文，他发现自己难以保持书写者的距离，提出将原先设想的非虚构写作改为故事。这个变化让我注意到，讲述一个人的一生，也意味着面对讲述者自身的立场与局限。一个人对自己的说明、旁人对他的观察、亲近者对他的期待，未必能够完全重合。对于外国读者而言，这也提示了一种理解他人的方式——倾听不同的声音，并给自己的判断留下重新思考的余地。

王桑与昆曲的联系，又使财富问题进入了文化生活。他对昆曲的亲近，与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精神需要相连；而当他与木良筹划演出、尝试推广昆曲时，经费等现实问题又不断摆在面前。这些经历促使他重新思考金钱，也重新理解父亲。读到这里，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观念如何在亲身经历中发生变化。当艺术成为需要自己投入心力的具体事业，他对物质条件的认识也随之改变。文化理想如何延续，不同代际如何理解彼此珍视的事物，由此成为可以从人物生活中切实感受的问题。

对一名波斯语译者而言，昆曲的出现还有特别的启发。向读者介绍一种戏曲的名称、历史与形式，只是理解的起点，更需要在译文中保留的是它为什么会进入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为什么值得他为之投入时间与情感。当读者理解了人物为什么需要这门艺术，异国文化就有可能从一项知识，变成值得亲近的生活经验。

三部小说的题材、结构与语言各有特点，所书写的时间也有交叠。我愿意把它们看作相互补充的阅读经验：工人的生活与尊严，现代人的联系与孤独，财富、代际和精神追求之间的关系，为认识当代中国提供了不同的入口。这些问题又常常在同一个人物身上相遇，使人无法只用某个身份或标签概括他的生活。

这样的阅读需要保留分寸。一部小说有其选择、想象与艺术组织，人物的命运不能直接被当成整个社会的结论。文学帮助我们提出更细致的问题，促使我们注意现实中容易忽略的声音。带着这些问题再去接触历史与现实，阅读所得也能够得到补充和检验。

在把这些作品译成波斯语的过程中，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是：怎样使另一种语言中的读者接近人物，又保留人物生活的具体性？读者能够理解牵挂、失落、希望与衰老，但这些感受总是发生在特定的人际关系和历史条件之中。共同的情感提供了入口，细微的差别则决定着理解能够走多远。

以称呼为例，《金色河流》中的穆有衡要求别人称他为“有总”，取的是“越叫越有”的意思。一个简短的称呼，既带着他的身份，也显露出他对财富的心态。译者需要让读者理解人物为什么偏爱这个称呼，这个称呼又怎样显露他的性格。汉语中的称呼常常包含身份、关系和语气，翻译时需要回到具体场景，辨认其中的意味。读者对一个人物的认识，有时就从这样细小的语言选择开始。

遇到具有时代意味的表达，译者还需要考虑说明的尺度。解释不足，读者可能忽略人物行为的背景；解释过多，阅读的节奏又会被打断。某些内容适合通过注释补充，某些意义则应该让人物的行动与上下文逐渐显现。译者需要不断衡量，一条说明究竟帮助读者理解了什么，又是否替读者过早地确定了某种解释。

语言的节奏同样不可忽视。句子的长短、停顿的位置、叙述与人物声音之间的距离，都会影响读者如何接近故事。三部作品有不同的艺术个性，译文也应努力保存这些差异。遇到语气的转折，尤其要留意其中未曾明说的情感。外国读者由此才有机会辨认不同作家的声音，感受他们各自观察世界和表达经验的方式。

这也要求译者审视自己的熟悉感。一个词能够顺利译出，并不意味着它在两种文化中的使用条件完全一致；一种情感似曾相识，也不意味着人物的行为已经得到充分解释。越是看起来容易理解的地方，有时越需要追问一句：我理解的是这个人物，还是把自己熟悉的生活投射到了他的身上？

作为伊朗译者，我希望波斯语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既能发现可以共鸣的情感，也愿意为暂时陌生的经验多停留一会儿。理解并不要求消除差异。发现某个人物与自己相近，却又不能完全用自身经验解释他，往往正是阅读开始改变我们看待他人方式的时刻。

中国当代文学能够成为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其力量来自作家对具体生命的持续关注。工厂、街道、公司、家庭和戏曲舞台，在小说中连接着不同的生活；工作、亲情、财富与衰老，又使这样的生活向更广阔的读者敞开。我们读到社会的变化，也读到人在变化之中如何感受、选择和承担。

翻译《慈悲》《登春台》，以及继续翻译《金色河流》，对我而言，也是不断学习如何理解人的过程。我期待这些人物能够用波斯语讲述自己的故事，让远方的读者听见他们的迟疑、愿望与心声。当其他国家的读者开始关心一个中国人物为何这样生活，他与当代中国之间，便有了一种更具体、更持久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