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彼得·亨特 姚苏平
彼得・亨特是英国卡迪夫大学英语与儿童文学荣休教授，同时担任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兼职教授。他是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先驱，也是英国高校首位儿童文学教授。他撰写或编纂了《批评、理论与儿童文学》《国际儿童文学百科全书》《儿童文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等著作，先后获得美国国际奇幻艺术学会（ISFTA）杰出学术奖、大阪国际儿童文学研究所颁发的格林兄弟奖、那不勒斯苏奥拉·奥索拉·贝宁卡萨大学终身成就奖、美国儿童文学学会（ChLA）安妮·德弗罗·乔丹杰出服务奖等。近期，围绕儿童文学批评传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与国际传播等话题，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姚苏平与彼得·亨特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 ——编 者
儿童文学批评的使命与学科变迁
姚苏平：您的《理解儿童文学》和《国际儿童文学百科全书》为全球现代儿童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框架。在您看来，儿童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过去40年该领域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是什么？
彼得·亨特：儿童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对文本的智性讨论，理解并彰显其复杂性与重要性。我投身该领域50年来，这一点从未改变：在从业者（出版商、作家、发行商、教师、中介者）与学者之间搭建桥梁的需求，始终和以往一样强烈。
批评的功能绝不是直接影响儿童文本的性质（或任何与之相关的事物），而是帮助相关人士根据自身具体情况，作出贴近实际且深思熟虑的决定。批评应持有的态度是：“这是人们对儿童文学已经思考过的问题”“这是人们对儿童文学可能思考的问题”，而不是“这就是你对儿童文学应该有的看法”，或“这就是你思考儿童文学应该用的方式”。
最重大的变化是从对该学科常规使用抽象理论方法，转向了更实用主义的态度：当前的批评远比过去关注政治——包容性、性别、种族、阶级与少数群体。40年前，许多儿童文学批评家对所研究文本的社会后果（而非教育后果）毫无兴趣；如今，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参与儿童文学的政治议题视为首要任务，并明确推崇某些文本而贬低另一些。
另一个或许更明显的变化是：在确立自身为严肃且成熟的学术学科之后，在西方人文学科整体衰落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研究所受的冲击丝毫不亚于其他任何学科。如今大众对儿童文学的态度，似乎已经倒退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
英国儿童文学的传统与演变
姚苏平：您毕生研究英国儿童文学传统。您认为英国儿童文学最独特且最持久的特质是什么？这些特质如何回应社会文化变迁而演变？
彼得·亨特：这是个难题，因为英国儿童文学跨越了众多体裁，其整体性质也随时间不断变化。自1860年左右起，一个核心特质是它不再具有说教性——当然，这是就“成年人写给儿童的书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说教性”这一前提而言的。完全为儿童读者创作的儿童书其实只存在了短短50年：大约从1920年到1970年。在此之前和之后，许多儿童读物其实是为成人和儿童共同创作，或被二者共同阅读的。
直到1970年左右，英国儿童文学的总体特征是：将童年视为一个安全空间，偏爱男性视角与乡村题材，倾向于安抚而非挑战读者。它由小型出版公司主导。这些公司偏爱独特且原创的才华，并通过维护庞大的再版书目来培育作者。它总体上支持现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那些获得全球成功的英国经典作品，都反映了这些特质，尤其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霍比特人》《小熊维尼》，以及《柳林风声》（尽管它本不是儿童书，但已被普遍接受为儿童文学）。因此，如今的全球畅销书《哈利·波特》系列其实是一种“复古”——它代表的是更早时代的态度。
英国儿童文学的重大变革始于1970年代，且此后不断加速。如今绝大多数儿童文本都是由出版商委托或策划的，尽管仍有杰出的例外，但大多数都是根据庞大的营销计划和“故事弧线”批量“制造”出来的。英国儿童书不再追随社会与文学潮流，而是主动去塑造潮流，以此为批量生产的文本创造市场。这不仅是因为媒体的影响，更是因为五大国际出版集团的影响。开放获取的多媒体平台正在对这种“垄断式”的影响产生微弱挑战。我们只能期待，未来会出现具有典型英国特色的作品。
全球化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传播
姚苏平：儿童出版日益全球化，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推动本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根据您的经验，是什么让一本儿童书能够跨越文化边界产生共鸣？非英语儿童文学走向全球时最常见的陷阱是什么？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能见度”不断提升，曹文轩的《草房子》、蔡皋的图画书、黄蓓佳的《太平洋，大西洋》等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据您观察，中国儿童文学国际传播有哪些独特之处？您对中国作家和出版商更好地连接全球读者有什么具体建议？
彼得·亨特：在我看来，文本的全球化是按体裁运作的，而非按单个作品运作。《哈利・波特》现象只是个特例，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寻常且几乎无法解释的现象。因此，翻译成英语的儿童小说，始终只占英国儿童小说市场总量的约3%——这个数字在过去6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
出版业天生的保守性，以及翻译的成本（或者说，至少是翻译带来的不便），即便在计算机翻译时代，也限制了外语文本的吸引力。如果主题的文化背景对读者来说是陌生的，那么出版译本就会被视为高风险。困难在于：如果一位中国作家写了一本在主题、基调、风格和文化上都非常“中国”的书，那么它的吸引力就会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它既可能不被理解，也可能包含不可接受（或至少是不寻常）的文化假设。当然，有些书能够克服这些障碍，获得巨大的国际成功，但恐怕这超出了我的专业领域——或许也超出了任何人的专业领域——我无法指出这类书有什么共同特征。我想，原创性似乎是唯一可能的共同点。
另一种策略，是中国作家采用西方出版业主流的体裁框架——尤其是目前的史诗奇幻类。带有中国元素的这类书没有理由找不到市场。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市场已经非常拥挤，甚至饱和了。我们不能拿汽车市场做类比——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成功扩大市场份额，但中国儿童书无论质量如何，都无法靠价格竞争，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内容取胜。
地域与文化根性文学的价值
姚苏平：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是乡村叙事——讲述乡村儿童的生活以及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您认为，具有特定地域和文化根性的儿童文学有什么价值？这些故事如何能打动没有直接体验过该文化的读者？
彼得·亨特：我认为，具有特定地域和文化根性的儿童文学，过去是、现在或许也一直是所有文化的常态，其内在价值在于强化该文化的价值观。但这是否与国际主义兼容，还是值得讨论和观察的。
毫无疑问，在一种文化内部，“他者”的任何方面——比如在以城市为主的社会中的乡村，或在以小家庭为主的社会中的大家庭——始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带来社会变革。正如我之前所说，跨文化的兴趣要难得多，它取决于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他文化的开放程度。
认为儿童和儿童读物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这当然很美好，但我担心它实际上受到地缘政治力量的影响，而这些力量往往并不支持跨文化理解。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文学，或许是未来的希望。
姚苏平：作为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您对下一代儿童文学学者，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有什么建议？我们如何构建一个真正全球化且包容的学术对话？特别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学者而言，如何在借鉴国际学术理论与发展本土批评话语之间取得平衡？如何更有效地向国际学术界分享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成果？
彼得·亨特：这里有两个问题：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我认为，近年来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文化的儿童文学学术研究。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回归参与所有国际组织，尤其是面对面的会议。比如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学会（IRSCL）和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就能够起到这样一种桥梁作用，而中国学者已经在参与这些组织。借助这些平台，真正的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实现。
其中最有趣或许也最重要的，是“本土批评话语”的理念：作为一名英国学者，我无法知道或许甚至无法想象：一种中国的理论立场会是什么样子。但在我看来，将这种智识差异带入国际论坛，是至关重要的。
教育实践与课程衔接
姚苏平：您长期致力于将儿童文学研究与教育实践相结合，您的著作深刻影响了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儿童阅读教育。中国目前正在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各学段构建儿童文学教育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在您看来，构建这样一个一体化体系的核心方法是什么？英国有哪些可供中国借鉴的实际操作经验？不同教育阶段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课程衔接与资源共享？
彼得·亨特：坦率地说，读写与教育这一主题的具体细节，虽然是我一贯倡导的方向，却超出了我的专业领域。我只能说，英国教育界普遍认为，虚构作品、讲故事和阅读纸质书——相对于屏幕阅读——对于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至关重要，无论“受过良好教育”意味着什么。这需要投入实体图书馆建设，强调为乐趣而读，而非为“机械性”技能而读，并在课程中为此留出时间。
姚苏平：您以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为我们揭示了儿童文学批评的本质使命——不是说教，而是激发智性讨论；您对英国儿童文学传统的深刻洞察、对全球化传播困境的判断，以及对本土批评话语的高度重视，都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与国际传播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深入的学术交流，共同推动全球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