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志仙发表于《中国作家》2026年第2期的电影文学剧本《残阳如血》，以1934年云南班洪抗英事件为历史蓝本，将西南边疆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的悲壮历史，凝练成一部富有张力的剧作。剧本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以“木刻箱”为叙事与精神的双重锚点，熔家国大义、民族气节与个体命运于一炉，既回望了边疆抗英历史，也完成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诠释。

历史题材创作，始终绕不开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平衡命题。班洪抗英事件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的重要一页：英军为掠夺佤山资源悍然入侵，班洪王召集十七部落王剽牛盟誓抗敌，李希哲组建“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千里驰援，最终佤族同胞以祖传信物为铁证，英勇捍卫了领土完整。这段历史本身极具戏剧张力，《残阳如血》既未陷入流水账式的历史复刻，也未为追求冲突随意解构历史，而是精准找到了书写历史的最佳契合点。

剧本以“木刻箱”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麦高芬”。这只装着吴尚贤木刻、李定国矿脉图与历代王朝颁赐官印的木箱，既是领土归属的法律物证，也是阿佤人数百年坚守的精神图腾，更是驱动全剧戏剧冲突的叙事引擎。剧本始终以木刻箱为线索，将分散的历史事件、庞杂的人物群像收拢在统一的叙事框架中，让抽象的历史有了具象载体，让宏大的家国叙事有了可触可感的情感落点。

剧本对历史细节的还原，绝非猎奇式的民族元素堆砌，而是将佤族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度融入叙事肌理。从剽牛盟誓时“头颅可碎，此心不渝”的誓言，到木鼓传讯、拉木鼓祭祀的民俗呈现，剧本对佤族文化的描摹，始终与剧情推进、人物塑造深度绑定，既还原了历史场景的真实感，也让观众读懂了佤族人民对土地敬畏、对家国忠诚的精神底色。各族武装并肩作战的情节，更清晰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层逻辑：这场抗英斗争不是单一民族的孤军奋战，而是西南各民族同心协力、共御外侮的集体抗争。

人物是剧作的灵魂。《残阳如血》最动人的突破，在于打破同类历史题材常见的人物脸谱化窠臼，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有完整成长弧光的人物群像。

主角艾普完成了从“部落勇士”到“民族英雄”的完整成长。他出场时是班老部落身手矫健、熟稔山林的年轻武士，对木刻箱的守护最初源于对祖先的承诺与对班老王的忠诚。在与娥孟出生入死、见证英军残暴与同胞牺牲后，他的视野从“守护部落”拓展到“捍卫家国”，完成了精神层面的成长。剧本中最具震撼力的情节，是艾普最终倒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用尽最后力气质问：“你们……是中国人吗？”这声泣血质问，是对这些人屈膝投降、残害同胞的悲愤控诉。

剧本中的女性形象塑造，跳出了“男性英雄附属品”的创作窠臼。女主角娥孟是义勇军指挥长李希哲的女儿，是与艾普并肩作战的战友。断头崖救人、南滚河枪战等情节，尽显她的果敢冷静。她与艾普的爱情是战火中同生共死的灵魂契合，始终与家国叙事同频共振。剧本结尾，娥孟抱着艾普的遗体立下血誓，更让这个人物拥有了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即便是反派与配角，剧本也拒绝扁平化处理，人物均有符合自身立场的行为逻辑与性格底色，共同构成鲜活的历史群像。

《残阳如血》在剧作结构与视听语言的构建上，展现出成熟的创作功底。剧本采用经典三幕式叙事结构，融入民族叙事的传奇色彩，节奏张弛有度，高潮处从抗英胜利急转到国民党政权背信弃义导致的悲剧，形成强烈的戏剧反转。结尾处60年后南木林回乡寻根的段落，让历史与当下形成跨时空对话，剧本主题也从记录历史升华为铭记精神、传承血脉。剧本的文字兼具文学性与视听化属性。“残阳如血”的意象贯穿全剧，既是故事的视觉底色，也是那段悲壮历史的精神象征。

《残阳如血》以艺术的方式打捞了一段被淡忘的西南边疆抗英历史，深刻诠释了家国同构的精神内核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叙事多聚焦于中原与沿海地区，西南边疆地区的故事较少被关注。这部剧本将佤山儿女的抗争史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宏大坐标系中，清晰展现出边疆人民在国家危亡时刻，以血肉之躯筑起祖国西南门户屏障的担当。这种刻在血脉里的家国认同，正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的根本所在。残阳终会落幕，丹心永不磨灭。希望这部作品所承载的家国信仰与精神力量，最终能够登上银幕，抵达广大观众。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