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题材，在社会变革中总在不断变化，它指向创作者搜集目标时的那种眼光，抓住语言之箩中的铿锵饱满的颗粒，同时也让创作者抵达生命的更大空间。

《东极之光》（阎受鹏、孙和军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以一个历史性的突发事件，记述了以浙江舟山渔民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震撼世界的人道主义大救险——营救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300多名英军战俘，为沉默了半个世纪的“里斯本丸”在东海极地沉没的国际性事件再作历史新叙述。

《东极之光》的一个特点，首先是给予读者新鲜感，营救英军战俘虽然已是75年前的旧事，但读《东极之光》报告文学后，这战争旧事却让你无法否认恰是一种新鲜的审美感受，它让我们的心灵震撼，也让我们精神飞扬。读了《东极之光》，我们知道了东极是怎样美丽的一片岛屿时，更知道那里的渔民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同时知道“舟山群岛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海滩文化，任何海面上漂来一具尸体，他们都要打捞。打捞上来便‘梳洗干净，整容著衣，然后白幡招魂，念慰魂经咒，再郑重地入棺，与自己的祖先葬在一起’”。任何一个海难必救，任何一具浮尸必捞，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性之举呀，却早在数百年甚至千年前，就已经在这里——浙江舟山群岛，成为栖居在这里靠海生活的渔民的一种最自然的行为，而我们身处通讯如此发达的高科技时代，却还是第一次从《东极之光》里获知，这样的新鲜感，绝非单纯的新闻性或新奇性，而是一种文化精神使我们敬仰，让我们折服：“每一座岛子都有安葬海上浮尸的坟墓区域，称‘义冢地滩’，有些岛子还建有‘义火祠’，清明时节，这些安息异乡之魂的坟头上也照样摇曳着一杆白幡，墓前也照样有人焚香点烛吊唁，摆几盘冷菜，烧一叠纸钱。”读着这些文字，立即会让我们想到中国的“心性之学”，孟子的“尽心”，陆九渊的“心即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这里有了最实在、最有力、活生生的现实表达！也让我们想到为仁成圣的中国文化，往往总是毫不张扬地体现在最基层普通人身上，并焕发出经年不衰的光芒。

《东极之光》的魅力，还在于本书中国际人道主义的高扬。它告诉世界，这种国际人道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一种自觉行为，是发自内心的一种仁爱，浙江舟山的渔民在营救“里斯本丸”被俘英军的海上大救险中，在日寇搜捕全岛时，岛上百姓没有出现一个告密者，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美德。

《东极之光》在揭示生命真谛之时，还以史实的沉重，为我们别开生面地介绍了缪凱运这个人物。他是积极的营救者，又是曾在历史前行中的复杂人物，尔后又由于错案冤案而过早地结束了生命，以至在“里斯本丸”大营救这么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档案中，未曾出现过他的名字。

《东极之光》在结构与用词上也颇有特色。第二章的“东极渔家”其实是东极的史志与民间传说的结合，与东霍洋面大营救无关。但阎受鹏、孙和军两位作者似乎特别注重这一章的叙述。这是因为他们没去史志上或传说中摘取几笔以作叙述的铺垫，而是专门辟出一个整章，从民间传说、历史史实、地域特色，乃至渔民画中的传奇故事中萃取精华，为此长篇报告文学作了厚重的奠基。东极岛也好，整个舟山渔民也好，那种人道主义善举，绝非倏然空降而来，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并且，两作者巧妙地把这一章不是作为通常开篇的习惯性安排，而是在叙述了“英俘被日军押进地狱”后，再开始记述，初看有点突兀的安排，其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正如作者所说，变动的是世界，沉淀的是历史。“里斯本丸”的沉船救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但它的内涵，恰像是历史中的一束光，在追溯历史不断的反思中，在走向世界的征程中，在我们当下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深化中，闪光的人性，始终在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