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苗福生《远去的背影》，开始的时候，我是把它当作爱情故事来阅读的。

生当贫弱乱世的一对男女，在异国他乡（日本）求学时邂逅，男才女貌，又有共同的学术志趣，很自然，两颗心便越走越近。终于在返国之后临分手的那一夜，“搂在一起，哭在一起，吻在一起”。这样的爱情故事，读起来自然是引人入胜的。但是不免有些老套，无非是才子佳人、一见倾心、始乱终弃之类司空见惯的情节。

不料，小说的新意之门从此开启：人格、经济皆独立的女主人公傅云，在发现自己怀了爱人的孩子后，毅然拒绝了家里安排的相亲，只身到了上海。独立谋生，自己抚养孩子。旗袍制作生意风生水起，日子也过得富足惬意。而原本有家室的男主人公李逸山，到了北平之后，也全身心投入青铜器的研究与收藏，在学术界和收藏界成了有影响的人物。但是，貌似两条平行线的男女主人公，既非从此相忘于江湖，也不因旧情难忘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更没有因为相爱不能相守而反目成仇，而是按下私情不表，携手同纾国忧：南北呼应，共同守护祖国的珍贵文物。男女之爱，转化为爱国情怀，谱写了一曲高亢激越的知识救国协奏曲。

我有很多年没有认真读长篇小说了，这一次，无疑是非常美好的经历。以至于终卷之时，有意犹未尽的惆怅。好书读易尽，佳人期未来啊！

美好主要来自如下几个方面：

作者洋溢在字里行间的热情。任何人翻开小说，读上几页，都会清楚地感觉到，作者苗福生先生实在是一位真诚热情之人。爱恨情愁，笔底下是一派诚挚恳切景象。阅读《远去的背影》，我有个强烈的感觉：文如其人。无论是塑造人物，讲述故事，还是表达思想，苗福生先生的胸中笔下，无不正气凛然，热情似火。认真的读者，很难不受其感染，受其感动，受其感化。

书中蕴涵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阅读小说，不同于翻阅知识读物、专业论著，不以汲取知识为主要目的。但是，倘若作品能巧妙地将知识与见识跟故事、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人在欣赏语言艺术的同时，学到许多新鲜有趣的知识，那也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远去的背影》讲述的是保护国宝青铜器的故事，其中涉及不少青铜器、书画艺术、文物收藏、古董销售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普通读者肯定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若干人物的成功塑造。一部长篇是否成功，人物塑造是一项很重要的衡量指标。《远去的背影》中，有三个人物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女主人公傅云。显然，作者是把她作为上世纪初接受了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女性来描写的。温婉却不软弱，敢爱却不自私；能呵护家人，愿守护国宝；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很容易令异性心生爱慕的女性。其二是傅云留学日本时期的老师、中国青铜器研究专家和收藏家岛本雄二。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之处是，不落俗套，刻画细腻真实。起初，他对傅云的蛮横追求是厌恶的。但是当傅云受到街头痞子骚扰与威胁时，他又挺身而出。当追求无望的时候，他也能够保持绅士风度。在中日开战成为敌国的时候，他仍能坚守学者的本色。还有一个人物是艾米，旅美华人，傅云的外孙女。小说中艾米跟王忆梅一样，是个串场人物，作用主要是引出生活于上世纪初的男女主人公。但是，由于作者有先抑后扬的巧妙构思，艾米成了作者想要表达的一种人生理想的化身。艾米身上理想的光芒相当炫目、动人。

《远去的背影》是作者的一个副产品，主产品是一部学术考证性质的纪实散文《最后的秀才》——副标题已经很好地概括了这部书的内容：清末民初金石书画收藏家李汝谦传略。作者苗福生先生说，《最后的秀才》的传主李汝谦和《远去的背影》的主人公李逸山其实就是一个形象，两部作品一实一虚，互为补充（见《远去的背影》作者自序）。把两部作品对照着阅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趣味之一是，可以借此窥见作者的理想世界。两部书实际上不只是虚实互补的关系，还有虚构对真实的改良。比如说，《最后的秀才》中，李逸山的人生是妻妾成群的，他留学日本时，傅云以姬妾身份陪侍。而《远去的背影》中的傅云却是新型的独立女性。小说中李、傅的平等爱情，表现了作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敬意，寄托着作者本身的人生理想。

趣味之二是，了解纪实散文与小说两种文体转换的甘苦。苗福生坦承，写作《最后的秀才》是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可以想象，创作《远去的背影》，是他对自己写作《最后的秀才》过程中付出的所有艰辛的一个补偿，是一次身心的自我放飞。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文学创作是要让心浮起来，而学术研究则要让心沉下去。一浮一沉，艰辛痛苦，却也痛快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