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文学翻译同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难以全然分离，事实上，它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有机结合。因为翻译就是最好的深入，也是特殊的创作。每个字、每句话、每个细节、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站在你面前，挑衅着你，诱惑着你，纠缠着你，想甩也甩不开。你必须贴近、深入，熟悉它们，理解它们，喜欢它们，然后才能打动它们，让它们在你的语言中苏醒、复活、起身并张开手臂。这是个痛苦的过程，起码于我而言，是力不从心的痛苦、寻找对应的痛苦、难以转译的痛苦。感觉总在较劲，同文本较劲，同语言较劲，也同自己较劲。总恨自己的文学修养还不够深，总恨自己驾御语言的能力还不够强。常常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一动不动，琢磨一个句子，就这样凝固了我的时间，难以转换甚至不可转换。语言与语言的搏斗、个人与语言的搏斗、无限与有限的搏斗，近乎残酷，残酷得像自虐。

译事，就是这样艰难。它考验你的修养，考验你的才情，同样考验你的毅力和体力。有时，一次翻译就是一场马拉松。没有毅力和体力，你又如何能跑到终点？！我因此极为佩服李文俊、高莽、杨乐云等老前辈。我也因此十分不解：在许多学术单位，文学翻译竟然不算成果。自然，我指的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文俊先生译的《喧哗与骚动》、高莽先生译的《人与事》、杨乐云先生译的《世界美如斯》，不知要胜过多少篇所谓的“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无疑，我们的学术评估体系已出现严重的问题。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文学翻译。那需要外文和中文功底，要有文学修养，要有知识面，还要有悟性、才情和灵气，而悟性、才情和灵气常常是天生的。此外，最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热爱。而热爱又伴生着敬畏，这是一种错综的情感。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敬畏文学和文字了，越来越敬畏文学翻译了，越来越觉出它的无边无际、无止无境。什么才算完美？完美难以企及，也根本无法企及，仿佛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反过来，也正是这种难以企及，让你时刻都不敢懈怠，不敢骄傲和自满。

之所以说了这么多“题外话”，就是想表明：文学翻译绝对是一项高难度的创造性劳作。

可说到创造性，我们又要特别警惕。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很可能被利用甚至被滥用，成为众多拙劣翻译的借口和托词。这一现象，起码在中国译坛严重地存在。因此需要强调：我所说的创造性是有前提的创造性，是有基本功的创造性。我甚至在想：文学翻译是否也该实行某种“准入制度”？

每每走进书店，面对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我都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看上去很美很繁荣，几乎所有的外国文学经典都一出再出，几乎所有的外国重要作家和获奖作家都能及时在汉语中亮相。文学翻译从未像今天这样迅疾、活跃和丰富。这无疑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阅读生活。这是从量来看，可从质来看，情形恐怕就不容乐观。基本上有这么几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一类中文很漂亮，但外文经不起对照；一类外文理解不错，但中文表达不尽如人意；一类无论中文和外文都极为拙劣；一类中文漂亮，外文也经得起对照，基本体现出了原著的水准。遗憾的是，最后一类少而又少，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少。

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是经由文学翻译来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换一种说法，大多数中国读者读的不是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翻译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优秀的翻译者引导读者，糟糕的翻译者误导读者。进一步说，读翻译的外国文学，实际上就是读外国文学翻译者。

不得不承认，文学翻译的外部环境已变得令人沮丧甚至难以忍受，极不利于鼓励和培养优秀的文学翻译者。目前，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从物质层面，文学翻译都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翻译权益遭到践踏；各种形式的盗版、劣版肆意横行；稿酬过于低廉；文学翻译又不算成果。这就让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失去了必要的翻译兴致和动力。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在生存压迫越来越严重的时代，没有相应的鼓励和扶持机制，没有必要的认可，没有起码的尊重和规范，文学翻译领域青黄不接是自然而然的事。事实上，东欧文学翻译已面临倒退的危险。由于翻译人才的缺乏，不少东欧文学作品不得不从其他语言中转译。前段时间，南方某家媒体发起“如何培育文学翻译大师”的讨论，我曾说过一句话：“倘若大环境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么，期待大师就等于是在‘等待戈多’。”这句话也许有点极端，却反映出了我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