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迅甫就职于基层，沉迷于诗书画艺，其诗歌创作兼善格律诗词和自由体新诗，在世纪之交开始引人注目。刘迅甫当过兵，打过工，收过废品，辗转于社会的最底层；也当过乡镇长、文联主席，创办过文化实体，稔熟于社会的多方位生活。他从业颇多，经历丰富，对中国社会有着切肤体会和深刻理解。他为人豁达豪爽，勤奋好学，百折不挠，造就了他与常人有别的许多特质。他的《农民工之歌》系列，与中国的现实主义诗风一脉相承，直面人生，激越超迈，血肉丰满，潇洒悲壮。他本人正如他所塑造的《打工诗人》那样，“在诗歌的王国里痴迷，树起一面与命运抗争的大旗，感受着时代的脉搏，抒写着人生的历史，奏响着时代的强音，抒写着祖国的史诗，用漂泊的青春抒写理想，用精神的裂变与阵痛，唤醒麻木者的良知”。

农民工现象，是当代中国最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农民工，这一不伦不类的称谓，相伴着他们的出生、成长和壮大。他们游走于城市乡村之中，双栖于工人农民之间，游离于主流社会甚至是普通社会之外。他们是中国现代化中成就辉煌的功臣，也是中国现代化中产生的最大“弱势群体”。中国现代化是他们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是他们的血肉堆积起来的，诗人刘迅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当代社会农民工现象作为创作主题给予反映，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尽管“纪实诗歌”已成为近年来的一种热门文体，尽管农民工题材的艺术作品也已经大量涌现，但是还没有谁像刘迅甫这样成系列地去表述，像他这样予以全方位的审视、多角度的表现、深层次的思考。主诗《农民工之歌》中，他以时序为线索，记述了农民工的昨天、今天，幻想着农民工美好的未来，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和精神历程，提出了为农民工正名和进一步维权的思索。《走出家乡》写他们走入城市的社会背景，既有摆脱贫穷的梦想，又有遭遇挤压的无奈。《城中村》写他们走入城市后的栖居之所，这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遗存，是农民工同命相怜的历史标本，它们一起被视为城市的疮疥。《乡音》《乡愁》《回到家乡》《午夜回乡》《渐渐被冷落的故乡》《异地畅想曲》《叶落归根》等篇，写他们的乡情乡思，流露出他们在无所归属无所依附的挣扎中自然产生的恋旧情结。《家乡的拐杖》《留守儿童的自白》，写他们与父母妻儿骨肉分离的苍凉悲壮。《脚手架》《夫妻洗墙工》《沉重的负荷》，写他们走入城市后工作和生活的状况，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空间悬浮。《早谢的花蕾》《树叶的飘落与季节无关》哀悼他们在打工中死去的伙伴，这是物伤其类茫然无措的哀鸣。《请别叫我们是打工仔》《打工者的足迹》《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旋转的陀螺》《回家过年的路上》《雪中情》《清明，我在他乡祭拜》《月下心语》《我是一棵小草》写他们打工岁月的精神失落和微弱如无的心理抗争。

刘迅甫称他的《农民工之歌》系列为纪实诗报告，这是对诗歌体裁、题材及其功能的开拓。诗报告，既是诗歌，又是报告，它以形象理解政论，以激情替代数据，糅合多种文体创出新的诗体门类，对诗歌功能进行了新的拓展。他并不是为诗而诗，他是怀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襟怀，以一介平民诗人的身份，报告底层民众的声音。他这样做，首先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忠诚与信任，事实上，他对党和政府关于农民工的政策了如指掌，他在作品中写到：“党中央的关注/给农民工带来了明媚的春天/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就颁布在难忘的2006年/农民工，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享受生活的多彩斑斓”，“当一年一度春回大地/人大、政协两会/又把喜讯频传/政府把户籍改革提到日程/农民工的心里比蜜还甜”。这就是说，他懂得，为了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党和政府已经做出了努力，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力度还应继续加大，这就是他创作诗报告的目的。

《农民工之歌》系列作品，在纪实中掺杂了理想，诗人不忍也不便摊出全部真实，例如黑砖窑的残忍、不跪之人的抗争、讨要工钱时的骚动，等等，无形中脱漏了报告的某些重要细节。作者性情豪爽，他将自己的影子叠加入农民工的形象中，他笔下的农民工便个个都是豁达、乐观、自信、宽容、悲壮、自强不息的英雄，无意中掩盖了他们的悲伤、凄凉、无助和无奈，或许不能代表全部真实。至于结篇《十八罗汉归故乡》以浪漫主义手法写农民工的蝶变，也许是武陵源般的虚幻，虽不是救治社会的灵丹妙药，但给时代进步与文明，拓展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