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了这样一本书——一本充满青春中国气息的书。《同袍》既是象征，也是隐喻。它正直、蓬勃、躁动，略显忧伤。它是青春的，也是励志的，它是一本关于战友情谊的深刻之作，也是一部成人的童话。它的超凡之处在于它带给你阅读时的赏心悦目。它适合每个有阅读能力的人来读它。它之所以让你不忍释卷，在于文字中蕴涵的气韵，在于故事流动的节奏。作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王甜会在你开卷之际便牢牢抓住你，让你接受文学和情操的洗礼。

故事的脉络并不复杂，讲述的是28名大学毕业生应征入伍，在装甲团集训队为期一年的严酷军训中所经历的一切。故事大致按他们参加共同课目、带兵实习、军事演习三个阶段演进。这些崇尚自由、个性，追求人生价值的“幼狮”，面对部队高度统一、令行禁止、坚决服从等铁的纪律，时时刻刻处于个人与个人、班与班、男生与女生之间或明或暗的激烈竞争中，每个人每天都在发生着身心的嬗变。故事有军人的情怀、朦胧的情感，有眼泪和欢笑，有黑色幽默式的细节，有对军训生活的介绍，也有对未来战争的想象。它叙述的语气、事件的内部结构以及语言的使用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作家没有“教导的冲动”，而只是尽可能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将地方大学毕业生到合格军官的转变过程娓娓道出，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作家对当下军营生活多侧面的审慎思考。

按照传统的说法，真正的军事文学应以战争的矛盾和冲突作为描述的主要内容。因其极为复杂和激烈的冲突，才会有足以让人为之悲喜的文学张力。而《同袍》写的是和平年代一群“准军人”，他们没有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没有英雄式的赎罪情节，怎样表现这些普通人物——按照E.M.福斯特的说法就是“通过单一的思想或品质构建出……形式上最纯粹的人物”——是所有作家都希望解决好的问题。这部作品体现了王甜在这方面的才华，无论出现在她笔下的主要人物王远、肖遥，还是次要人物三班长、队长、光头连连长——哪怕像通讯员何雨林这些更次要的人物，她都做到了他们“无论什么时候出现，都会被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

我想，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关心的是个人与团体间近乎生物层面的关系，关心的是和平时期部队真空生活充斥着的情绪压力，她成功勾勒出现实生活中所能够摧毁或成就他们的力量。她让平凡事物闪耀不凡的光彩。从这些军人的坚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成长以及男子汉的形成。在他们身上，叛逆和理想彼此成长。在描写中国军人的作品中，不乏技巧更高明细致的作品，但没有一本像此书一样正直，并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该书对军事文学的贡献在于它写活了一群追求光荣、勇气与梦想的新的军人群体。

从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王甜是个有中国意识的作家，虽然这种意识还在成长，但尤为珍贵，因为这是当代作家最为缺乏的东西。这种意识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作家遵从自己的判断，而不使用借来的或时髦或陈旧的标准。王甜在写这本书时，她便化身为一位沟通平凡与崇高生活的信使，她把普通、庸常的生活提升到了传奇、雅致的层面。

军队无疑具有一种钢铁式的硬度。王甜在写作这部作品时，用的是女人的细腻和男人的笔法，所用语汇大胆，情节描述坦率。只要穿过军装的人，都不难感到本书的真实性，她对人物的刻画甚至可与《裸者与死者》媲美，却没有《幼狮》那么露骨地强调主题。从作家对军队生活的精细描述、有力的对话、故事的张力中，可以看到她对军队生活的熟悉。它倾注了一个作家多年的军旅体验，并作了精准的表达，使整部作品透露出一种内在的锋芒。从这群“真实”的人物身上，我们闻到了部队的新气息，看到了军队在新时期发生的质的变化。

这部作品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故事的流畅性。不少作家对故事持怀疑态度，但我们都知道，讲好故事是小说家最重要的技能。另外，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应该是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多克特罗那样的，他说，“故事就是一种知识体系”，“是人类知识最初的储藏室”。他还说，“讲故事，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职业”。我想，他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每一部小说都是小说家以自己的存在为代价来完成的”，它涉及文学创作的本质。

王甜是一名生活、工作在军队里的作家，对于这部没有战争、没有敌人、没有腥风血雨、没有生离死别的军事题材作品，其本身存在表达的难度，讲述现实军队军人的现实生活，其难度更是倍增。制式的军人生活在和平时期的确差异不大，加之它在意识形态中崇高的象征性，要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确需要智慧。这是一种微妙、精确的平衡术。所以，我在翻读第一页的时候，就在好奇这个故事怎么讲下去，特别是在共同科目训练结束后，这些大学生因为要到连队实习，先前的对立面——队长也好，三班长也罢——都不存在了，这也预示着预设的矛盾冲突不复存在，一切都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开始。这在小说写作中颇具危险性，王甜却把它讲述得风生水起。她的凌厉之处在于，她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只是一种表象，人类真正的敌人是自己，而自己是难以战胜的。

即使最神圣的经典，比如《佛典》《圣经》，都经历了数千年的口头传播和多种语言文化的文学式表达，如果对照阅读，就会得出一个经验，即使对佛祖和上帝无比虔诚，也不妨碍人们使用叙事策略。王甜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无疑也是需要策略的。王甜的聪慧之处在于，她看到了商品社会滋生出来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传统观念特别在道德方面的失落，王甜试图拉回这向不知终点景象奔驰而去的道德人心——“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直白的翻译就是，不要说没有衣服穿，你可以穿我的袍子——便成了对我们的警示：情谊比一切都重要，人性的暖意依然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这里的“同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人间真情，它比战友、兄弟更加深刻、准确，这虽然也是一种战斗友谊、生死之交，但因为它具有人与人之间相互拯救的因素，所以显得更为高贵。

所以说，《同袍》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翠鱼梁的装甲团里，但背景却是这个时代。也就是说，它是一部超越了题材本身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