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底6月初，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带队赴台湾举办“浙江文化宝岛行”活动，这次活动由于包含了黄公望的传世之作《富春山居图》合璧展这一象征性的历史文化事件，一度成为国内外媒体报道的热点，相关的新闻自然非常热闹。既然已有那么多的报道，袁亚平为什么还要为此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呢？我们看看袁亚平在后记里是怎么说的：“尽管我作为随团记者，已发了不少新闻稿和新闻照片。然而，我另有作家的身份，随行随思，如此意义重大的文化盛事，非以文学形式记载下来不可。”

显然，在袁亚平心里，记者和作家是两种不同的身份，新闻和文学的分量是不同的。我以为，这种理解是袁亚平的报告文学能够突破表面，走向厚重的重要原因。在评袁亚平上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根本》时，我曾以当代作家用小说建构历史的巨大热情为背景，指出袁亚平用报告文学建构历史的同样热情。建构决不只是见证，决不只是事件的简单评价和报道——这是新闻的事情，它需要作家更加全情的投入和深沉的思考，惟其如此，作家才有参与历史建构的可能性。《云水相望终相聚》是袁亚平建构历史的又一次尝试。

那么，袁亚平的投入和思考表现在哪里呢？先来说说他的投入。阅读《云水相望终相聚》，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其资料准备的充足和描写的细致，这在他的《大国根本》里也是如此，我称之为学者式的严谨态度和写作风格。在《云水相望终相聚》的序章和第一章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袁亚平在沈光文和《富春山居图》方面所做的扎实的功夫，但这还不让我惊奇，让我惊奇的是袁亚平对代表团参观过的一些场所和台湾风土人情中的生活细节的描写，比如在写台北市立万芳医院时，他竟把二楼走廊上展出的画的名称和个别画作上的文字都记录了下来，在写台北101大楼时，他把观景台四周能看到的诸多景观也逐一作了记录。这样的细致如果没有真诚的热情投入，是很难想象的。显然，袁亚平是把报告文学的创作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去做的，其中包含着他对历史和文学的敬畏。当然，这种极为细致的描写和记录并非没有意义，除了能为读者营造一个身临其境的气氛之外，我以为，它还代表了一种历史观，因为没有细节的历史是空洞的。袁亚平所描述和记录下来的这些细节，不但能让我们更加具体地了解台湾，也确实是为台湾记录下了一部分血肉丰满的历史。

思考实际上也是投入的表现，袁亚平的思考首先表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上。《云水相望终相聚》写的是“浙江文化宝岛行”，虽然活动的主题是文化，但无论怎么说，它首先仍然是一次政治活动，而这也是它被国内外媒体关注的根本原因。但袁亚平在正文中几乎没写两岸有关的政治性活动，而是把它们以资料的方式附在章尾作为参考，这样，他就能把作品的关注点集中在这次活动中自己所切身感悟到的东西，台湾的社会、日常生活中所内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表面的、热闹的东西是属于新闻记者的，深层的、冷静的才是属于作家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台北市立万芳这所人性化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医院，同样充满人文、艺术气息的忠顺里社区，还有注重生活美学和美育的生态教育休闲农场，以及台湾社会对一个业余艺术家另类价值观的宽容和支持，等等。在行文中，袁亚平除了充满深情地细致描述外，还总是把它们和大陆的现状进行比较，其对现实社会文化的责任与关怀是显而易见的。

袁亚平对报告文学的投入还表现在对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强调上，这具体体现在他对作品的文化韵味和诗意语言的追求上。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报告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平淡浮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报告文学中文化气息的不足。这当然关系到一个作家的文化功底，并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而袁亚平在这方面是显示了功力的，作品中那些有关诗、画和建筑的描写，有如在写艺术鉴赏，作品中诗意的语言也是随处可见，激情来时还会忍不住赋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