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前一段时间《文艺报》刊登的《走进刘绍棠的红帽子楼》一文，阐述了刘绍棠写作的一生及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让人对这位文学大师有一个全面的简要了解。实际上，刘绍棠的几处住所如 “蝈笼斋”“红帽子楼”，都对他的创作有着不小的影响，作为与绍棠老师同居一楼的好同事，希望对他的新旧住所及搬迁情况进行重新梳理, 以恢复原貌。

绍棠老师1979年平反后, 他又回到了他城内位于府右街光明胡同45号的老宅。那是绍棠1957年用稿费买下的。院内南房三间, 东房两间，西房是厨房, 门口朝东，有个小院子, 院中有五棵枣树, 一到初夏枣花盛开, 满院飘香。随后他们全家（父母、四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搬进来了。房子虽多, 但人口也多, 并不宽绰。绍棠平反回来后, 又增加了他和子女五口人，就更拥挤了。他在这平房里写作、生活了13年, 并为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蝈笼斋”。他常把“蝈笼斋”署在作品结尾处。 他就在这“蝈笼”里开始了他第二次创作高峰，为了把损失了22年的时间补回来，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这期间，他写出了《地火》《狼烟》《京门脸子》《十步芳草》《野婚》等11部长篇小说及多部中、短篇小说，还有大量散文作品，真是赢得了创作上的大丰收,他终于把耽误的时间找回来了。但他却把自己最宝贵的身体搭进去了。由于他不顾休息，不顾疾病染身，终于导致了中风偏瘫。1991年11月，他从“蝈笼斋”搬到了和平门的新居即“红帽子楼”。

说到这里, 我就不能不把“红帽子楼” 的来历作个交代。

1988年前后, 北京市文联经市委批准，决定在和平门西北角筹建北京文艺中心(文联大楼) ，同时在其旁边盖一栋宿舍楼以解决众多专业作家及部分文联干部的居住问题。文联宿舍楼1990年建成，文联的专业作家及部分干部陆续迁入新搂。迁入的知名作家有上世纪30年代左联作家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前辈，有解放区走来的作家阮章竞、钱小惠、古立高、李克等, 还有当代作家浩然、刘恒、张洁、赵大年等，可谓名家济济一楼，有人就把它叫“作家楼” 了。绍堂因身体偏瘫入驻较晚，但他与这红帽子楼有段缘分却不能不提。

红帽子楼是座10层高楼，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西北角, 东面紧临文联办公大楼，临街而立。外面是米黄色瓷砖帖面，宽大的楼檐饰以红色，仰看红檐罩顶、典雅壮丽。刚迁入时，绍棠在文中称它为红顶子楼，并有随笔《红顶子楼漫语》一文为证。而知名的红学家端木蕻良则在文中称它为“和平红楼”，于是绍棠对端木老开玩笑说：“老先生嗜红成迷，尤如宝玉见着胭脂就想吃。楼民非老即小，哪来那么多黛玉、宝钗啊？‘红楼’ 名不正言不顺嘛。”接着又自我调侃：“我起的‘红顶子楼’也不妥帖, ‘红顶子’容易让人联想到清代朝庭大员头上所戴之物，不当！”后来, 燕山出版社要为绍堂出一部随笔集，他想水有源树有根, 这些作品的产地就在此楼，此楼本是红檐罩顶, 叫它“红帽子楼”岂不更好？于是他把这本随笔集定名为《红帽子楼随笔》。随着这本书的流传，“红帽子楼” 就这样叫开了。

再说说绍棠搬入“红帽子楼” 以后的事。

绍尝搬入“红帽子楼”时，他因中风已经是半身不遂了，但他仍不顾重病缠身，笔耕不辍。他曾掷地有声地说：“天不灭刘。坍我半壁江山, 留下有用的右侧。健康人干多少活, 我这病残之身也要干多少，甚至还要干得多些。我不想当什么十佳百强，但我敢宣称自己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他就是凭着这种拼博精神, 顶着疾病的折磨，在这里的6年间里又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孤村》和《村妇》以及许多散文、随笔等作品，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业绩。他的确做到了“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

1997年3月12日凌晨5点多钟，电话铃把我惊醒，电话里传来的是绍棠之弟刘绍振的声音：“梦知，我哥绍棠刚才走了,在宣武医院，你帮我通知下文联领导。” 我震惊, 我悲痛，但我得赶紧去办所托之事。绍堂老师走了,他是刚过完了61岁生日后第11天走的。他走得太早了。对于一个多产的作家来说, 正值他创作的旺盛期，还有多少文学作品等着他去完成啊。然而他太累了，在迁入“红帽子楼”的6年里， 他把剩余的精力都耗尽了，让他安息吧。他走了，“红帽子楼”会记得他，他的作品和人品将与世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