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新作《文城》以林祥福“寻妻”为主线，试图借助一个简约的故事来言说作者对于人性与道德的美好期许，建构一个现代的乌托邦神话。然而小说中过于虚置的主题意蕴与抽离的现实元素令叙事变得空洞无力，使得建构神话和乌托邦的行动走向了歧途。

过去的余华擅长提炼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人物形象与生存境况，并将这些符码或元素高度凝练在小说主人公的塑造中。因此，这些人物能够可靠地负载深刻的文学母题。在《文城》中，他延续了这一雄心，选取了更为深刻抽象的“寻找”和“命运”两个母题，想通过二者来铺就一幅广阔的人类生存景观，并借此表达对美好人性的期许。但主人公林祥福是否实现了这一企图呢？

笔者曾提出“人物景深”理论，认为任何一部优秀作品的主人公形象都存在着表征与实质的距离，这个距离就是“人物景深”，它可以令人物的形象和品质随着叙事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多元，从而令其负载更深刻的思想与价值。福贵和许三观都因凝练了人类的群体形象与前后形象的变化而具备深远的“人物景深”，而林祥福则不然，他没有完成高度的形象凝练，单薄且缺乏现实根基，前后形象始终未发生显著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人物景深”。从这个角度而言，林祥福无疑导致了《文城》中的母题被虚置。

除此之外，《文城》的叙事也存在着主题处理的含混与模糊以及核心要素的缺失。早期他通过白描式、漫画式的策略对人性的丑恶进行了成功的侧写，但并不代表他能够成功诠释人性之美。因此在《文城》中暴露了这一蛰伏已久的症候，最终导致了《文城》中的温情书写过于含糊且牵强。就主题而言，“寻找”的核心要素在于人的成长与追问，“命运”的核心要素在于人主体意志的展现。然而在《文城》中，这些核心要素大多数情况下是缺位的，“寻找”与“命运”究竟何以与何为，我们未能收获合理的答案。林祥福在小说中的状态更多的是“等待”而非“寻找”，人物没有发生明显的成长或蜕变，这导致了“寻找”母题的含混与缺失。与此同时，余华似乎难以取舍东西方的两种命运概念，既表达了古希腊悲剧式的人与命运的悲壮对抗，又借鉴了中国“顺应天命”的传统思想，结果在两相牵扯间令“命运”出现了与“寻找”相同的症候。归根结底，文学母题与人物形象（人性）是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但余华在处理二者时的失误令《文城》的文本“不知所云”。

最终，《文城》的叙事暴露出了鲜明的单向度特征，人物形象过于扁平化，往往“非善即恶”，而善者又对恶人形成了全方位的压制。余华或许想要建立一种但丁意义上的诗性正义，然而作者对于文本和人物过度的介入与操控导致了诗性正义之权威的消解。以上都导致了《文城》所建构出的美好人性神话空洞无力，难以承载其试图描绘的美好愿景。

亚里士多德利用摹仿论声明了虚构的合法性，然而当虚构成为一种高度的创作无意识后，其程序性的自我增殖也悄然开始。虚构不再基于现实，而是基于自身的排列组合与编码更新。《文城》过度的虚构带来了不良后果：由于缺乏足够的逻辑预设和真实铺垫，使得文本中的事件似乎不属于“文城”，小说的叙事缺乏足够的合法性与说服力。本雅明认为文学作品的出现需要“经历—经验—作品”的跃升过程，纵观余华近年创作，其旧的经验正在耗尽，新的经验尚未形成，在未能深刻把握现实和人性的情况下，《文城》就只能陷入某种文字游戏中难以自拔，这导致了该小说文学品质与意义的下滑与流失。

《文城》显然代表了他继《兄弟》之后的又一次转型，标志着其对现实伦理的“主动批判—被动妥协—主动配合”过程的完成，长期指导着余华创作的先锋哲学也走向式微。文本内容普通、庸常，缺乏震慑人心的思想与情感的言说，甚至连最能体现余华个人风格的话语狂欢与叙事重复等写作策略也没有出现。这似乎表明余华已经放弃了先锋哲学，也放弃了“先锋”的所指——文学的新启蒙。现实的抽离、虚构的自我增殖与先锋哲学的失落，令《文城》中建构的乌托邦走向了悖论性的命运。读者只看到了“善恶有报，天道轮回”的俗世思想，这正体现了作品在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的无力。

《文城》的创作显示了余华在转型过程中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路径，没有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环境达成新的平衡与共鸣。另外，《文城》也凸显出当下社会难以把握、难以书写的症候与痛点，鞭策着当代文学寻找未来突围的方向。

（本文获研究生组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