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本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状态，马华作家也属于双重边缘的文化群体。黎紫书并未亲身经历 “历史因循的重负”，也少其挥之不去的身份焦虑，这使她的小说在马华文学传统中的沉郁凝滞之外，更添一种细腻神秘。在《流俗地》里，黎紫书选择落地生根，以盲女银霞的经历为线索来描写马来社会几十年的风云流散。从时间上来看，上世纪60年代及以前的政治和种族纷争已成为华族难掩的创伤，70年代出生的她若要写国家大义容易陷入架空历史的模棱两可中；从空间上看，她不同于去国旅台的马华小说家，作品语言反而显得独具特色。“吾若不写，无人能写”这种“舍我其谁”的态度不是自负，而是这位马华女作家对马华文学的创新抱负。

黎紫书在《流俗地》里紧贴马华风土，摈弃了东南亚华文文学常见的异己观照的“南洋视角”，而将叙述视点放置在马华社群的“流俗”之中，表现出较强的“在地性”。马来西亚是多元族群社会，马来人、华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印度人混居，在书中，银霞、细辉和印度人拉祖共同生活在楼上楼里，一起学习和玩耍，缔结了深厚的友谊。楼上楼成为一兼具“全球性”与“在地性”的场域，成为二者合二为一的、既流俗又抵抗流俗的“乌有之乡”。三人从楼上楼之“流俗”走向社会之“流俗”的过程，似乎也隐喻着族群在大时代中，沉浮却无力的命运。

黎紫书被王德威称为 “黑暗之心的探索者”，是阴森幽暗人心题材的书写能手，她的作品中“少有明亮温馨的场景”，热衷于“探讨人性深处的幽微与恐惧”。 但在《流俗地》里，黎紫书却展露出少见的温情，而与张贵兴、黄锦树生猛辛辣的风格有了区别。小说里仍有血腥、暴力的描写，但黎紫书的转变在于她凝视深渊的时候及时回望太阳。黎紫书与鲁迅“反抗绝望”哲学有共通之处，但和以“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启蒙文学传统不同的地方是，黎紫书在观照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时并不是以知识分子审视的姿态抒发悲悯之意，而是去挖掘民间生存当中所蕴含的大智慧、大能量，让普通人破开云雾，见到天光，而这也是在地性所带来的精神价值层面上的突破。

当黎紫书回归当下的马来社会，跨越“创伤的表白”，开始积累这代人的在地经验时，小说有了厚实感。所以，解救马华族群对华文文化存亡的危机不是通过想象化的移植叙事方式和技巧，就地取材也许是更好的选择。不可忽视的是，马华文学与政治有天然的勾连，而在前辈国族寓言的日渐淡薄下，黎紫书充分发挥在地特色，将国族、阶层、人性等宏大话语凝聚在一片未被政治和隐喻征用的“流俗”之中，以流俗之人，观流俗之世，写流俗之情，表现出缤纷却深刻的在地性。

（本文获本科生组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