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散文书刊编辑近30年，时常被拉着去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偶尔也对散文写作与批评浅浅谈几句，但我心里越来越清晰的是，我只能做职业编辑，我没有能力成为我理想中的写作者和批评家，甚至，也不是理想中的读者。因为我关注较多的，总是散文生产环境及应对路径。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理想的话，那就是成为理想的散文图书的编辑。
如何看待现在，事实上构成了作为散文编辑的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对于世界与生活，散文有着突出的提喻性质。通俗地讲，写作者可以“糊涂”一些，批评家可以“亢奋”一点，但理想的编辑必须心眼清楚明白。否则，作品无法在过去与未来间获得安放的充足理由。去年和今年，有两本学者随笔我比较看重，一本是严锋的《时间的滋味》，一本是孙郁的《寻路者》。前者是关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后者关乎民国年代的中国。严锋的生活趣味——尤其在对现代物质文明的理解与消费上，在且分享且交战的社交平台上，至少在知识分子当中严锋显得独异而先锋，无疑，他身上有着鲜明的“智能”未来的姿态。《时间的滋味》当然有着来自学者的知识与见识上的特殊光彩，但这些还不足以构成其杰出，其杰出在于，他的知识与见识生长在生活现场，因而，当他将其知识与见识观照时间之流中的人与事，是那么贴切、有效，一句话，其超拔有来由有根基。孙郁先生行文，透着难得的君子风神。《寻路者》落笔在民国文学文化人物，其探究态度，既不同于那些自称民间声音的野狐狂诞，更不着学院项目制造相。孙郁先生要做的，是再度打量，是想看清楚这一段离我们最近的“传统”是怎样的。所以，在《寻路者》当中我没有读到哪怕一句妄下的断语。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很少出现马一浮的名字，孙郁先生谈到了马一浮。这其实是考察现代文学在维度上一个不小的转变——文学之发生发展，其轨迹，其来由，本不该局限于弄文学的那几个人。寻路，是中国各行的主题词，是百年中国的主题词，当年之寻路，关联着现在，现在之寻路，关联着未来。《时间的滋味》其实也在寻路，《寻路者》何尝不饱含着时间的滋味。《寻路者》之好在心，《时间的滋味》之好在脑。当然，无心之力，脑如何得好？无脑之力，心如何得好？总归一句，好就好在有益于现在。
如何看待潮流，事实上构成了主动编辑或消极编辑的你。潮流是让编辑苦恼的事。苦恼在于，你不在其中，你觉得有足够的信心看清楚它。而事实上，你怎么会不在其中呢，人世间没有不贴标签的纯粹时间，于是，你通常看不清潮流的模样。一旦潮流被你看清楚，情况往往是，另一个你无法融入的时代已经来临。所以，理想的散文编辑需要两双眼睛。百花文艺出版社在较长时间里投入了很大力气来做散文图书，其中“百花散文书系”以古今中外200个独立品种的规模在业界获得了影响力，也是第一次，在中国的文学出版中为散文构筑了知识谱系。在十几年前的某一天，在我阶段性完成新的百花散文书系的编辑工作之后，我提出了“生活志”散文丛书的构想。我想从选集里走出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走进“主题性”散文写作与出版。只有走稳了这一步，百花的散文出版才能真正和时代发生更紧密联系、真正和读者及写作者发生更真切交流。当时为供同事讨论，我写了三条意见：
一、“生活志”之“生活”，可以是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是观察者眼中的生活，要点在于区别于无主题之普通散文集，切忌泛泛用力，要有强烈的个体气息，凡成书的文字之情理着眼，可以归结。
二、叙述风格上，打破议论叙事抒情旧有藩篱，以沉静、客观“非虚构”笔调为主，突出时代里的细节，以求在较高层次上，实现文本上的“时代/个体”的相互印证。
三、在作者选择上，着意倾向于上升期中的青年作家，让他们在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对自己和时代发声，让他们在“文学观”即将形成的时候给他们再度审视“真实”的机会，这既有利于我们践行“贴着大地”的“良心”文学出版，又有利于在“同为生活场域中人”的读者中获得心灵回应。这样，百花的散文出版的影响力才能细化、深化，才能生生不息。
在“生活志”丛书之后，百花的主题性散文图书出版又加进了自然写作。自然写作，除了所谓时代的要求之外，合于自然，需要有以“无我”证我的能力——我经常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给予人生的意义、自然写作给予中国文学的意义。在现当代文学种种伟大成就之外，我们不能回避种种缺陷。种种缺陷中的源头性病因之一，以我的一个偏见，就是自然文化意识整体性的缺失。在公众层面的文化消费中尚没有构成稳定而必须的自然（或言大自然）身心陶冶消费；在自然写作层面，我们自身可用、能与现代生活对话的经典资源并不充足，并且，实用性文旅及环保宣传写作在大量吞噬着写作时间。有一次，鲍尔吉·原野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如果大部分人对大自然不感兴趣，大部分作家对自然写作不感兴趣，这世界还会好吗？人还有机会知道什么是美和善，还会求真吗？这两套丛书都是开放性的，对我自己而言，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出版环节，但散文图书需要从“集”“选集”里走出，让散文背负着主题性责任获得自由和创造性，这的确是个潮流，这也许还不是个转瞬即逝的潮流。
如何看待对话、根性与定力，事实上构成了未来是否能获得生长的你。植物能获得生长，其实可以理解为与天地对话而获取能量，用叶子与阳光对话，用根须与大地对话。根深叶茂，然后才能谈果实，然后才能谈瓜瓞绵延。散文的生长性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和脚下这片土地要做不间断的对话，和母语、共同语的不同时段要有不同的对话，对话而根生，根生而身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百年，其大的背景是国家与民族追寻治理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的百年，于是，这又是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写作者以及一切有自我革新、觉悟诉求的人）追寻现代之“我“与”我”之现代的百年。可以说，正是“我”与“现代”的相互阐释相互编码，生成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繁盛景观。一个问题来了，当年何其繁茂的文学园林，如今被今人牵挂的还剩几人？凡有能力与本土对话者活，否则死。搬运来的瓶花无论当时多鲜艳夺目，都不会久长。举例来说，当年的《狂人日记》是多么奇异的文学叙事呀。以前没有中国人这样叙事呀。这就是因为，作为叙述者的“我”与古典中国之“我”发生了决裂。但鲁迅是高明的，他知道如何在自己内部培养反对派，在社会问题的疆场上，他是一个不妥协的战士，而他并没有真正斩断和这片土地的内部连接，在《朝花夕拾》里，又透露着他温柔敦厚的气质。鲁迅天才般的平衡感造就了他非同凡人的成就与见识，我相信，在鲁迅那里，诸相非相一定转换成了诸我非我——明明是我，却挣脱了“我”相；明明是与过去决裂的现代，却挣脱了流于表演的“现代”相，保留了与本土、母语的对话通道。这几年，孙犁、汪曾祺散文类作品越来越展现出长久的魅力，两位前辈文风不同、平素生活趣味迥异，但支撑他们作品流传的最大内因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在写作价值取向上都不是轻易摇摆的人，都是与本土生活有着深切对话的人，都是酷爱母语、深味母语之美、维护母语纯洁性并为它提供活力的人。
（作者系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