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到金莲川草原，被这里的神奇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所震撼。尤其是看到被草原覆盖的元上都遗址，感慨万千。日本作家鸟居龙藏在《蒙古旅行》一书中记录了他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100多年前考察元上都遗址的经历。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被青草和树木埋葬的废墟曾是元代蒙古人的都城。由此我想到柬埔寨的吴哥窟，它是高棉人辉煌的历史遗迹，是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却被自己的民族在记忆中完全抹除，到了十九世纪才被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无意中在原始森林中发现，并写在了《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一书中，使它终于被世人所知。两个遗迹，距今都不过千年，却是同样的命运。由此我也震撼于大自然的伟力，它以自身的力量，用地球表面最本初的植物、草原与森林，还有时间和风霜雨雪，消除了一切人类的痕迹，哪怕你曾经那么恢宏与奢华。所以，人在自然中就如同匆匆过客，“来自尘土终归于尘土”。另一方面，假如没有像鸟居龙藏、亨利·穆奥这样的考古学家和作家的发现和记录，恐怕这些人文历史遗迹，包括我们人类的部分记忆，都将被时间的洪流与大自然的轮回交替所吞噬。这就是作家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存在的价值，他们是记忆的保存者，也是遗忘的抵抗者。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自然写作”乃至“生态文学”其实就要重新认识自然在我们人类历史和记忆中的位置，它不光是背景或场域，它是地球上真正意义上的主角。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没有人类的思想、历史和记忆与之互动，相互反照，并赋予自然形而上的意味，自然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

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这几年热度上升，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我想起评论家项静在《从博物到非虚构：自然生态写作的一条路径》中所写的：“全球疫情下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态的重新思考，长期以来笼罩全球的生态危机在文学中的反应，或许还有对以人类为中心叙事的日渐疲态。”“以人类为中心叙事的日渐疲态”这个表述很重要。她指出了工业革命后，“现代性”理论提出以来，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去自然化”趋向，这也正暗合了我在一篇文章中对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向内转”所产生的人与自然渐行渐远的推断，即作家写作过于偏重内心和形式，强调“本我”和“潜意识”，甚至揭开了“欲望化”写作的潘多拉盒子，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对立。（见《“自然写作”：一种文学与生存的建设性选择》）

当然，在现今，中国的自然与生态文学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理论和观点舶来品居多，自主者甚少，我们的创作实绩与理论研究严重脱节，所以，我在今年《文学报》主持的“关于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生态文学的再讨论”，也是试图引发主流批评界对自然与生态文学的关注和认识。自然文学绝不是另起炉灶的类型文学或主题创作，更不是“不落人间”（李敬泽语）的“乌有乡”式写作。自然写作本身就是文学主体的重要部分，就如同“自然”从古就是文学的原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