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宁夏作家写城市题材的小说不在少数，其中全力掘进的，计虹可算一位。她的短篇小说集《刚需房》采用“白描”的表达方式，通过洗练明净的语言，主要展现了形色各异的城市人物的形象和精神状态。虽然少不了叙写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算计，呈现出普通人追求“短平快”的工具理性，但在这样欲望化书写的过程中，价值理性也随之浮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内心柔软的爱意与漫不经心的选择结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独特的城市空间。看着是人世间鸡零狗碎的烟火，实则展现了城市空间中一些基本的道德法则。

比如《老苟的狗事》这一篇，主人公老苟有位北漂的儿子，这造成了他和老伴的分离，隐秘地揭示出城市化带来的另一种“夫妻分离”的无奈现象；但作家并未一味以悲观的态度阐释这一现象，而是以一种幽默诙谐的叙写方式展开了老苟和小母狗“娜娜”的温情相处，以此消解独居老人的孤寂感，蔓延出一种扩散不去的情绪。再比如《刚需房》中，大学刚毕业留在上海的男女主人公林俊和阿芬，因意外怀孕不得不将结婚提上日程，阿芬家同意结婚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上海有一套房子。于是，林俊家举全家之力购房——父母卖自住房、爷爷奶奶掏出棺材本凑齐首付款。作为城市的他者，作家从价值和情感层面对这一现象作了默认。未婚先孕的情侣得有房子才能尽快结婚，这样的矛盾与混乱是城市中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现状。普通人如何在社会的夹缝里寻求生存之道，成为作家关心的命题。《刚需房》中的林俊和阿芬在中彩票后，吃了顿西餐作为奖励，他们却觉得“眼前放的仿佛不是牛排，而是一摞摞钞票，是买房的首付款”。这种奇特的观感反映出买房对年轻人的压力之大。计虹将城市人对物质及欲望的困惑赤裸裸地展现在大众面前，体现了作家对于探索“人”与“城”的关系的努力。这篇小说以“刚需房，是美梦的开始，又是什么的结束呢”作为结尾，是计虹对物化城市中人的欲望追求发出的叩问。

当然，在计虹的笔下，不再把物质、金钱等欲望作为不可抗拒的力量进行描述，而是将其渗透进日常生活中，试图寻找一种物化城市生活中温情的一面，一种和谐关系，并力图使欲望合乎情理。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并没有把城市作为欲望的旗帜或罪恶的渊薮，而是想呈现出某种“存在即合理”的道德法则。

在《码头》里，小慕和小高对高档化妆品和貂皮大衣的追求，就是一种只考虑自己的纯粹工具理性。小说最终以“她们穿上并没有增添多少的雍容华贵”结束，令人醒悟到精致的利己主义毫无意义。还有《折腾》里，李梅因为“爱折腾”导致离婚，同时欠了好朋友苏方四十多万的债，找不到价值追求的她最终发出了“活着，就得折腾，不然，怎么能知道自己还活着呢”的感叹。实际上，在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驱动下，作家在肯定欲望合理的同时也在追问灵魂深处人的精神走向：在实用至上的工具理性背后，人们的价值追求应在何方？

在计虹的笔下，城市是多元混杂的场域。由于欲望的驱使，人际关系、社会定位、价值观念都处在动荡变化之中，不同的价值选择决定了不同的人生高度。比如《日子像流水》中的大龄男女杜穆伟和林晓芬，婚姻出现各种摩擦，却因为一个小生命的到来最终一起“跑向远方”；《浮世清欢》中的“高子健”因忍受不了妻子肖梅的冷眼与“精神出轨”，最终杀害了肖梅；《如果疼痛可以开花》中，男主人公默默爱恋着已婚妇女芳芳，芳芳却因结婚多年未育无奈抚养着丈夫与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默默地践行“如果疼痛可以开花，就让它开成一朵罂粟花”；《长颈鹿躲雨失败》中，作为公务员的方舒和没有固定工作的丈夫丁大力，因为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导致婚姻出现危机，有点像“下大雨了，一个长颈鹿在亭子下躲雨，可是长颈鹿脖子太长了，它只能把中间的身体放在亭子下面，它的头和屁股露在外面”，这种尴尬的“顾头顾不了尾”的中年处境更需要一种价值理性的回归。

计虹笔下的城市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挣扎变化只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价值选择。无论是否取得成功，作家都没有给予悲观的否定，以碎片化的形式和他者的方式展现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城市人的心路历程，体现了作家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怀。计虹的城市文学创作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让我们看到了宁夏城市文学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