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里有一件母亲常穿的居家便袍。菲妮丝拿起衣服，手突然停住了，因为她注意到口袋里露出一样东西。掏出来，是一个烟盒大小的黑色金丝绒首饰袋，一条丝带系成一个结子，将袋口收紧。母亲去养老院的时候，是菲妮丝亲手帮她打点带去那边的随身物品的。这件东西看起来眼生，是母亲在她眼皮底下塞进箱子里的私货。
菲妮丝解开丝带，一只瓶子从布袋里滑出来，落到了她的掌心。瓶子是由浅棕色不透光玻璃做的，看上去很有些年份了。瓶身的形状是一个曲线婀娜的女体，贴着一张已经残缺不全的印刷品商标，上面印着几个缺胳膊断腿的字，看起来像日语，背景是一丛褪得看不出颜色的樱花。那樱花在新的时候可能是粉色的。菲妮丝把瓶子举到台灯跟前细看，就看见玻璃内壁上残留着一些已经结晶的粉末。
可以拿去给阿依莎看看，菲妮丝心想。阿依莎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一个医疗化验室里当化学分析员。等她歇完这轮产假回到单位，她应该能查出这瓶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布袋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个工商银行的储蓄本，最近一次更新的时间是在六年前——那是母亲前次回国的日期；还有两张颜色泛黄的黑白照片，角上已经磨起了毛边。
第一张照片上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穿了一件浅色衬衫，衣服平平整整地掖在卡其裤里。他坐在一块假山石上，腿上摆着一本翻开的书。她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她的高中英文老师孟龙。
她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是在他的宿舍里。当时这张照片压在一块被茶迹染得变了色、堆满了书籍和笔记本的长方形玻璃板下面。现在再次见到这张照片，菲妮丝似乎被一道强光刺中，不由自主地眯了一下眼睛。时隔四十年，他的魅力依旧伤人。
1970年春天，在那趟被老天施了咒的行程中，她们（她和母亲）失去了孟龙。回到家，母亲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把伤心欲绝的菲妮丝——那时她还叫袁凤——调养过来，让她把没剩几天的高中课程读完。母亲把所有能让她想起孟龙的物件都藏了起来，菲妮丝只是没料到这么多年里母亲自己居然还存着他的照片。记忆如潮水般凶猛地涌过来，差点把她卷走。这张她以为早就在无数次搬迁中丢失了的旧照片，竟然让她猝然泣不成声。眼泪完全是意外，这些日子里她的泪腺已经在情绪的荒漠中耗干。
等到情绪渐渐平复，她才拿起第二张照片。上面是个眼生的年轻女子，穿着一件护士服，双手叉腰地站在一家门面看起来有些寒酸的医院门口，脸上虽然挂着一丝微笑，眼神却是忧郁的。菲妮丝翻过照片，发现背面有一行写得歪歪扭扭的字，字迹已经模糊：“袁春雨摄于五里野战医院，1945.3.5.”
菲妮丝觉得身上有一丝麻痒，仿佛有一只蜘蛛，正慢悠悠地从脊背一路蠕爬到她的后脑勺——这是一个人看着一桩隐秘在眼前展开时的惊悚感。她一直以为母亲一辈子就是妻子就是娘，她从来不知道母亲竟然在野战医院工作过。没有人，包括父亲，包括母亲，甚至包括梅姨，跟她说过这事。她好像毫无准备地一脚踩到了母亲的蚌壳上。里头藏着珍珠吗？
此刻她手中就捏着这枚蚌壳。兴奋尚未衰减，疑虑接踵而至。她有些害怕。母亲愿意她来窥探吗？蚌壳一旦撬开，就再也无法合拢了。从无知到知情是一条单行道，一旦进入知情，没有人可以再退回到无知。
这时电话铃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把她从沉思中震醒。是乔治跟她报平安。他已经到了维多利亚并入住了旅馆。会议场地就设在那家有名的费尔蒙特太平洋皇家旅馆，梦幻般的海港景致，真希望她在身旁。菲妮丝半心半意地听着，茫然地问了一声天气还好吗。他回了句什么，她听是听见了，却没入脑。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就像母亲从前说她的样子。
乔治觉出了她的心不在焉，就转换了话题，问她在干什么。
“整理妈的东西，那个百宝箱，你知道的。”
“有什么新发现？”
她正想告诉他那个首饰袋的事，但是他语气里那隐隐一丝的轻飘却突然惹恼了她，她就把话从舌尖收了回去。
“没什么。”她漠然地说。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他犹犹豫豫地说：“妮丝，希望你没生我的气。”
她能闻出千里之外他语气里的负疚。
“为什么生你的气？”明知故问。她对他的心思一清二楚。松林，他在想松林的事。把母亲送进松林养老院是他俩共同的决定，但他是挑头的那个人。与其说挑头，精心策划可能是个更准确的词。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乔治说：“妮丝，我只想把话说清楚了。在家里，我们无法提供她需要的那种照顾，你不会不明白吧？”
“你是说你无法。”菲妮丝一字一顿地说。
没等乔治回话，菲妮丝就很快结束了话题：“我要给梅姨打电话了，商量骨灰的事。”
放下电话，菲妮丝突然非常想喝酒。下楼走到厨房，发现冰箱里还有一瓶开了盖的朗姆酒。她倒了满满一杯，端着走到窗前。四月在多伦多是个四六不靠的季节，它只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一个暧昧地带。它带来的唯一一点变化迹象，就是天渐渐长了，夜色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更大的气力，才能彻底占据天空。蟋蟀正在颤颤巍巍地试着第一嗓，但用不了多久，整个夜空就会被它们不知疲倦的喧哗声填满。它们拥有钢铁般的意志，要在世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小时候母亲告诉过她：蟋蟀只有一两个月的时光，来唱完一生的歌。
她举起酒杯，仰颈喝了一大口。烈酒从她喉咙流到胃里，然后渐渐漫延到血管和神经。最初是冰冷的，后来就成了一根火绳，将她的身子燃烧成一棵火树。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着那轰然一声爆响，将她炸为齑粉。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现在是九点差十分。多伦多的夜晚，上海的早晨，是梅姨早饭和午饭中间的那个空当。正好给她打个电话，谈一谈母亲骨灰安置的事。还有，问一问母亲蚌壳里的那颗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