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斌
作家方远近期推出的《大船队》以及几年前出版的《大河入海流》，是两部格局宏阔的长篇“大”作。方远以“大”字当头为其作品命名，有如设定了巨量吨位的远航路线，虽然他计划中的“原乡三部曲”尚未完成，但是通过已经问世的120多万字，我们可窥见它所蕴藏的盛大气象。方远立足于家园故土，以饱蘸乡愁的如椽之笔，勾画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江海壮歌图，由此接应了中国作家延续百年的乡土想象，为当代文学的地域叙事增添了一部独具海洋气息的方氏文本。
因于历史诡谲变幻，现实无从捉摸，作家们自然“有意重新为历史作注”，将叙史、铸史的冲动化作“诗般偈语”，以一种抒情风格打破空泛老套的“诗史”定式，从而给凝滞的大叙事注入极具人本色彩的个人声音。方远的原乡写作虽然无法割离那种崇尚宏大、好为史诗的文学风尚，却也因为他所撷取的家族往事带来了一种私人化视角。小说《大船队》的着力点已非叙写那种大而化之的民族寓言，而是以演说家史的方式展开的原乡想象。作家方远作为“宏德堂”的代言人，重构了在大历史背景中逶迤而出的家史传奇。
具体来说，《大船队》主要表现方家村方英典和方兴通父子两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跌宕浮沉和精神跃变，故事的发生地在老掖县王河两岸，作家着重刻画的正面形象是宏德堂方氏家族，贯穿始终的是方英楚、方兴运、方英典、方兴通等方家几人代身上的文化传统及精神变革。正因近代中国处于动荡和变革中，素来与世无争的宏德堂才会在时局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从而打破古老乡土的层层枷锁，成为超越历史困厄的平民英雄。
既是演说一家之史，为一个群体立传，大概总难避免扬善溢美的成分。方远的家族叙事固然也少不了为尊者、亲者、贤者再造金身的主观诉求，所以《大船队》中的宏德堂，不仅是乡土中国的一个典型族群，而且承担着巨大的道义责任。方远说：“先人们起的堂号绝不会是信手拈来的，名称决定了方氏家族的道德与价值趋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总有一个‘德’字在萦绕，像神灵一样。”带着这样的信念，小说中的“宏德堂”几乎可以等同于方远自家的“同德堂”，他所敬畏的“神灵”自然也会参与小说叙事，甚至决定人物的命运。主人公方英典，是集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完美人设，他宽厚待人，重信守诺，哪怕是对待薄情寡恩、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他也总是留有余地，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方家村最后一个正人君子，也是乡土中国的最后一代乡绅。
方英典支撑起了《大船队》的精神之桅，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的乡村精英在社会转型期作出的坚守与抉择。以方英典为代表的宏德堂拥有百余亩田地，后来又开商铺、搞海运，是富甲一方的“有恒产者”，在他身上确也拥有一颗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守恒之心。这种恒心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一种思想上的保守，而这思想上的保守又为他的人格操守界定了一条不可突破的底线。比如，当“不孝之子方兴通背信弃义，置任婚约于不顾”时，他即认为这是“失信、失义、失德”之举，因此特意来到方氏宗祠，逼迫方兴通在祖宗牌位面前悔过听命。对他来说，既然先前有过婚约，就是板上钉钉的君子协定，尤其是在对方家道中落的时候，更不能言而无信，哪怕儿子对此极不称心，也不能做出不仁不义的背德之事。通过祠堂逼婚，大可看到民国初年的方英典仍旧抱守宏德堂的堂规家法，不仅保守，而且保守得迂腐、顽固，所以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方兴通眼里，分明就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简直就是蛮不讲理、面目可憎的暴君。
然而，在这“保守”的另一面，方英典又是头脑清醒的开明人士。比如，同样是带方兴通祭拜方氏祠堂，却是为了烧毁先父的遗嘱，打破海上船运的祖宗家法。假如他没有违抗父命的勇气，恐怕渤海湾永远也不可能有方家的大船队扬帆出海，宏德堂方家大概只能世世代代充当农耕文明的孝子贤孙。再如，他把儿子送到济南学习商业管理，他亲自带领两条货船开到大连采购木材……这些都可看出方英典是一个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干家。不仅如此，他的开明甚至还表现在对先前保守行为的大彻大悟上——当得知方兴通的前女友江秀芝被关进死牢时，他反而理解了儿子当年的抗婚之举，因而尽释前嫌，并大力支持儿子展开营救行动。经此一变，不但父子和解，方英典也卸下了祖传的金科玉律，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精神觉醒。凡是种种，有如乡土中国最后一代乡绅的回光返照，既体现出一种难以复制的人性的光辉，又像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方英典介于落后和进步之间，集保守和开明于一身；他因来自旧营垒而知其常，又因走向新世界而达其变；他在前程未卜的艰难时世坚守最后的价值，也在天下兴亡国仇遇到家恨之际选择死生之大义。所以，有张有弛、有破有立的方英典和他所代表的“以文持家以德持家”的宏德堂，足以堪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守护人，旧伦理中新思想的推行者”，他们是保守中国乡土文明的最后一代，也是开拓中国现代文明的第一代，他们创建的“大船队”正是乡土中国重获新生的真实缩影。
《大船队》因史言志，尽管身为方氏子孙的方远需要用个体的小叙事发明一种“想象家世的方法”，需要用春秋笔法化腐朽为神奇，需要给逝者“平添一个花环”，但他的原乡确乎值得审视、反观，他的家史传奇确乎值得注之以诗情，铭之以金石。就像小说结尾遭遇风浪的大船，他的原乡故事还需要探及深海，如此，才可见证鲸落的奇迹。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