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欣
沈小玲的《运河2500年》一如书名所示，是以文字的方式，为中国大运河留影和塑魂，正如书的附录所说——为“中国大运河画像”。全书在巨大的时间与空间中，全面为运河“画像”，大开大合，气运流转，有不凡的气象。
这本书的写作难度极大。空间上，运河纵贯南北，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贯通着中国整个东部大平原；时间上，2500多年的历史，上起吴越春秋，中接隋唐两宋，再是元、明、清三朝，直至当下。2500年的运河，连通的是中国的国史和国运，是王朝的兴废和时代的更迭，几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运河的文化与文明，都在这条河流里。在如此开阔的空间和浩荡的时间中，沈小玲何处落笔，如何腾挪，如何起承转合，如何为运河造影赋魂？这是对沈小玲驾驭对象能力、写作能力的基本考量。
统观全书，沈小玲很好地克服了写作的难度。该书堪称是运河的博物馆，或者说，沈小玲是以博物志的写作方法，完成对运河的造影赋魂。全书共分为10章，沈小玲以立体的、全景的方法，系统地呈现出运河的古往今来。该书开篇从运河的历史写起，一路而下，在历史的经纬中，沈小玲写运河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重要人物，如夫差、隋炀帝、忽必烈、苏轼、郭守敬、康熙等帝王将相、治水大家、文艺大师，俱各有所呈现。沈小玲将历史的人物，放在中国地理与历史的双重逻辑中，写出他们与运河的关联，运河因为他们，而有了自己的生命轨迹，他们也因为运河，在历史上有了别样的声誉。历史的人物与人物的历史，勾连起的是运河的兴废，是运河的历史和生命史，这些人物，是为运河赋“魂”。
在写人之外，沈小玲还聚精会神地为运河塑“形”。她洋洋洒洒地写运河之物。书中分门别类地描写运河流域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水道、桥梁、津渡、码头、闸坝、舟船、纤道、邮路、驿站等，通过这些历史存在物，沈小玲结结实实地刻画出运河的具象。沈小玲写物，并非简单地为物赋形，写出物的说明书，而是把物还原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逝去王朝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中，还原到运河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从历史、地理的内部结构中写出物的前尘往事。如此，运河之物，就具有运河的独特气质，就具有了历史的生命气象。如书中对漕运总督府、“天下粮仓”富义仓的介绍等，皆是如此。除此之外，沈小玲写物，还善于在物的背后，去体察和还原古代人的智慧，比如糯米坝的建造，运河上的各种弯道、拱桥等，简单之物，背后却是古人的高超智慧和发达科技。
倘若说写人是为运河赋“魂”，写物是为运河赋“形”，那么，沈小玲写和运河有关的书法、绘画、音乐、诗文、小说、戏曲、碑刻、陶瓷、织锦、年画、泥塑、玉雕等，写运河两岸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和风土民情，则是为运河赋“神”。从《清明上河图》到金山寺的御碑书法作品“江天一览”，从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到宋代词人柳永的《望海潮》，从昆曲、元杂剧到京剧，从《红楼梦》到《金瓶梅》，从天津的泥人张到苏州的玉雕，从北方通州的“嚎天鬼”到江南的“鞠琵琶”，从天津狗不理包子到扬州炒饭，从北京四合院到江南水乡的临水而居，从通州龙灯会到杭州赛龙舟……在沈小玲的笔下，运河不单是一条流动的自然河流，它更是一条流动的艺术的河流、生活的河流、文化的河流、文明的河流。沈小玲将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科技、宗教、艺术、生活等诸多元素纳入运河的描写之中，在人与物、形与神、自然与人文的统一中，完成了对运河的形象创造，完成了对运河多维度的“画像”。
因为《运河2500年》涉及到运河的方方面面，知识的准确性决定着写作的准确性，所以在写作方式上，作者尤为注重叙事、描写的精确。她一边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实地勘察、观摩写作对象，以此获取实证材料，增强写作的现场感和视觉效果；另一边，她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调取和动用大量的文献、史料，来增加写作的知识可靠性。从《资治通鉴》《山阳县志》，到《东京梦华录》《马可波罗游记》等，正史、地方志、野史、博物馆材料、词典、图片影像资料、政府文件、报纸……沈小玲广纳博取，以此建立起写作的知识可靠性。如此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使得书中的叙事、描写和说明文字，均带有强大的知识信息量，细节描写亦有了充分保证。如书中对淮安漕运总督府院和天津石家大院的描写，都是既有确切、具体的数字来说明某些问题，亦有充分的细节描写。这种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是《运河2500年》成为一本融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的文学作品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运河2500年》的成功，最主要的还是作者自我情感的投入。读罢此书，读者能强烈感觉到，书中有个叙述者“我”，而“我”的情感是如此的鲜明和热烈，以至在叙述、描写、说明、阐释、判断的过程中，“我”的情感会时不时地穿插进来，激活所面对的写作对象，或人，或物，形成一种“我”与对象、读者的情感对话。这种情感的汇入，就是对审美对象的创造和再创造，是作者打通知识性与文学性的关键。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作者所面对的运河是历史的产物，其中涉及对诸多历史人物、事件的回顾。既然有历史内容的描写，就难免会涉及作家自己的“看法”和评价问题，典型的就是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历史评价问题，作者借用唐人皮日休的诗歌，明确表达出对隋炀帝开凿运河功过是非的理性评价。而在对运河与《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名著之关系作描述时，作者无意中注意到，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环太湖流域，由于明清时期高度发达和繁荣，世俗化程度极高，人口稠密，造就了中国长篇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繁荣。事实上，明清之际中国长篇小说开始真正产生，也正与此有关。或许对沈小玲而言，不过是以《红楼梦》《金瓶梅》中的描写来说明运河流域淮扬一带的富庶，对中国长篇小说的产生与运河的关系的叙述只是无意的叙述，但无意中的发现，同样是发现。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