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林
《燕麦在上》分为彝心、身外、万物三辑，19篇散文就安放其中。无疑，这样的布局内含玄机：势必触及一个彝人的心身内外和天地万物。这种气魄不可谓不大，但读完全书又不得不说，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确，这部写彝地、彝民、彝风、彝俗的集子，从一个族群出发，又超越了这个族群，在独特的文学地理和叙事空间中，既写出了这个族群独有的文化，又写出了这种文化中蕴含的人类文明之光，即那些至今仍熠熠生辉的东西。
《燕麦在上》采用儿童和成人两种视角，儿童视角侧重打捞历史和记忆，成人视角则重在刻绘当下现实。当然也有两种视角交替使用，使文字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比如《心之崖》和《燕麦在上》。仅就儿童视角和两个视角交替使用的文本来看，构筑起了一个彝人“内心”所展现的族群的隐秘史和精神世界。
内心，是一个太过关键的字眼。《磨坊心事》《雪葬》《叫薇薇的马》《古道遗风》等作品，从“伤逝”的角度写出了彝人的内心。在加拉巫沙的笔下，磨坊不只是磨坊，更是“心的房和情的房”，是诺苏泽波一带彝人内心的镜像。沿河村寨的几代彝人男女，将此作为“伊甸园”和自由的念想，不断上演偷吃禁果的“游戏”。“我”是一个不通情事的孩子，竟然无意中扮演了“窥探者”的角色。在“我”和阿达前往磨坊的那些“动荡的”夜晚，受尽了亲与痛、情与仇、善与恶、罪与罚的煎熬。最终磨坊被一场惊天动地的暴风雨席卷而去。同样，《雪葬》中的“我”还只是一个初中生，与“全生产队最美”的妞牛嫫，在“暗自拥有很多秘密”后“成了一个青年”，只可惜“心灵容纳心灵的那份甜蜜”等来的却是妞牛嫫远嫁他乡。送亲之日，“人马沓沓，白雪窣窣”，红尘一梦就此葬身雪原，只剩下天地白茫茫一片。而在《叫薇薇的马》这篇散文中，上小学的“我”顶替奶奶赎罪成为一名小马夫，鬼使神差遇上“人灵和马魂”相互感应的母马薇薇，结下了深厚的人马情。可薇薇只能活在“我”的生命中，活在一堆祭奠的文字里。《古道遗风》中的韩三娃情窦初开，某次赶集碰到“海棠镇卖鸡蛋的阿依嫫，巧笑嫣然”，便灵魂出窍，害上单相思。结局可想而知，彝民设置的那堵墙使他“关了门店，独自伤感”。一连串的“伤逝”，让《燕麦在上》这部散文集有着拂不去、抹还来的悲情。借助“伤逝”，它不仅写出了彝人的内心，也写出了叙述者“我”的内心，正是内心与内心的轰鸣，在历史与现实、记忆与缅怀的交错中，催生了打动人心的强烈力量。
不完全性定理的发现者哥德尔有句名言：“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事与愿违。”这句话或许道尽了文学的秘密，《磨坊心事》《雪葬》《叫薇薇的马》《古道遗风》正是在“事与愿违”中把人性逼到一个死角，将旮旯角落全部抖开。如此的人生遭际有多少人没有遇到过？在这个意义上，加拉巫沙不正是从一些人和一个族群的“特殊性”，照见了人类的某些“普遍性”困境？
世界的意义也并不总是事与愿违。《鸟声漫卷》《骟羊记》《刚刚好》的主人公中似乎都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世界的意义也如其所愿追随他们生命的踪迹层层展现。《鸟声漫卷》中的阿普蹉勿在自己的族群中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疯子”，大家唯恐避之不及。他是捕鸟高手，专捕“最容易沾惹上孤魂野鬼、狐仙狼魑之类”的雉鸡，“身怀对鸟儿隔空喊话”的绝技。他设下圈套，引诱不知多少野生雉鸡与豢养决斗，惨死于罪孽深重的阴谋之下。一个偶然的事件唤醒了他的良知。自此以后，他把雉鸡作为自己的孩子来“哺育”，祭天、祭地、祭尾翎，成为他和妻子每日必做的功课、救赎和修行。妻子死后，他“仿佛是一只高傲的雄雉，幸福地把头伸进了绳环”，曾经诱捕雉鸡的陷阱成为其生命的归宿，也成就了他生命的涅槃。
从《磨坊心事》到《刚刚好》，加拉巫沙从伤逝、醒悟、忏悔、救赎写到无私的爱。这爱，或者是人类之爱、人与其他生命个体之爱，也或者是两性之爱、事业之爱、族群之爱。总之，是爱让加拉巫沙的散文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一个族群的内心，深深地打动我们。《心之崖》《燕麦在上》就试图写出这种永无尽期的“大爱”。《心之崖》中的母爱，变成了对儿女、对家庭的“全部担忧”，“这全部的担忧高高在上，危如累卵”，又耸入云天，母亲却“匍匐在尘埃里，甘当一块担忧的垫脚石”，倾其所有，付出血泪，掏空自己，托举起一家人的现实和梦想。也正是这些来自母亲，“来自每个家庭的爱，终将成为全社会的大爱、博爱”。“无论族群，无论人种，无论地域，无论国界。爱的疆域辽阔无垠。爱的送达永无止境”。燕麦和由燕麦而来的索沫，虽是实物，却是由爱开出的精神之花，“是通达神灵的介质”，“是彝人彼此心灵向善、向上、向德、向心的文化依赖”，是“这个族群高高在上的天”。爱经由燕麦这一信仰、图腾之物，最终抵达神性。
散文集《燕麦在上》，从爱进入一个人的内心，进而进入一个族群的隐秘史。这种“进入”与其独特的散文艺术分不开，更与加拉巫沙对生活的熟稔，对所在族群隐秘历史的洞幽烛微，以及对汉语的感觉、把握和操作密不可分。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深藏于历史深处的那些彝区物事、细节、习俗等纷至沓来、重重叠叠，以丰富细密的“物性”构筑起散文结实的肌理。而这些“物性”又在叙述者饱满的激情、丰沛的想象和超越世俗的精神贯注下，转化为一粒粒“诗性”的文字，托举“爱”从人性向神圣攀升，使散文的境界得以升华。可以说，从物性之真，迈向诗性之美，抵达人性之善，实现精神救赎和灵魂安顿，是《燕麦在上》的审美之途。还必须一提的是，《燕麦在上》的叙述，不遵循外在事件的因果线性逻辑，而是顺应叙述者内心情感展开，或许真的击中了散文的命脉。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