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下，从推介作家、评点作品、撰述文史、理论建设到读书有感，其作用不一而足。读吴媛的评论集《“现在”的现场》，我忽然意识到，在一片生机勃勃的文学热土上，扎根本土的批评家还需肩负起为一方文学鼓与呼的使命。

吴媛在保定文联工作多年，对保定和河北的文情文风十分熟悉。评论集《“现在”的现场》收录的就是吴媛近年来关于保定文学、燕赵七子、河北作家的一系列评论文章，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篇目是对河北基层作家、新保定诗歌群的介绍和评论。

何谓基层作家？吴媛在《沿着日常的脉络，匍匐或者飞翔——河北基层作家作品简述》一文中，做出了一番很有见地的阐释：“基层作家并不等于底层人群。他们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执笔人，是以文学的方式不断尝试讲述自己和生活的人。文学是基层作家没有屋顶和四壁的‘异托邦’，孤独的写作者在这里辨认出熟悉的气息，他们彼此接纳，互相鼓励，不断前行。”如果没有与基层作家之间真正的交往，大概很难发出像这样知人论世的议论。

文学，一方面是作家艺术与知性的行为，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当代中国有许多活跃在市县基层的业余作家，他们是整个中国文学写作和阅读的庞大群体，他们或许没有十分自觉的文化参与意识，往往采取习俗与生活、情感表达和讲述自我相融合的方式。所有的个体都会分享自我的生活，只不过每个人将以不同的形式来分享。当他们选择文学作为表达方式时，就已经具备丰富的人生经验，而这是一切创作的基本准备工作。

没有人比扎根乡土、充满远见的批评家更能了解一片土地上人的生活。吴媛说，基层作家区别于很多依靠二手经验和童年记忆里的乡村景观去写新乡村的作家，在他们的笔下，乡土不是被观照、被探究、被建构的“他者”，他们有更真实鲜活的乡土经验。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就是乡土自身，就是活生生的“乡土中国”，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涌动着当代乡村社会神经末梢最为真实而强烈的悸动。正如吴媛所说，能够从平常的生活里提炼出诗意的人们，也能够在琐事中发现人生意义和生命感动，他们凭借并不专业的文学技能和艺术天分，赋予日常生活以文学性。

吴媛的许多文章是带有抒情性的，读来颇为令人感动。她的《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评论的是“农民的儿子”尚未的作品《筑梦·2020》，吴媛写道：“他真实地记录着当下农村所发生的一切，既不虚美，也绝不刻意丑化。”“他无数次从那些老人、青年、孩子身上，从那么多真实可敬的人物身上，发现了那么多相似却绝不相同的悲欢故事。”她认真地梳理了诗人李洁夫从在互联网上发表农民诗到获得强烈的语言意识的蜕变过程，她将之称为“艰难而执着的诗歌旅程，亦即人生旅程”。既不虚美，也绝不刻意丑化，这也是吴媛的批评伦理，在这些熟悉的基层作者中间，吴媛不断地思考如何能提高他们的文学水平和艺术能力，她敏锐地描述了基层作家的作品既有生活又受困于生活，既真实表达又掩饰自我的复杂状态，她同时探讨这种现象的成因，文学刊物发表的知识分子视角下的乡土写作，对基层作者来说有强大的规训作用，可能会导致他们在同类题材上不断重复趋同。她同样担心，有些基层作家思考无法表达复杂多变的乡村现实，陷入了无奈的失语境地。

吴媛真挚地热爱着文学纯粹的诗意，热爱文学穿透经验直觉的理性思想。古今中外的那些文学经典与文学史叙述，是她背负的知识行囊，也是她登高眺远时脚下伫立的山峰，当她读新作新篇时，通常要将行囊里的经典与她评论的对象放置在平行视野中，在比较中展开评论。在与吴媛交流时，我曾提示她，学术研究的对象自有其特定的价值序列，并不是所有历史中的作家作品都可以被打捞成为研究对象。相比之下，“现在”“现场”的评论，往往是一些作家作品的第一个评价者，此时的批评家要放弃知识分子的成见和固有的审美标准，既要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修正的希望，与此同时，也要对作家的创造保持足够的敏感，在作家尚未自觉的时刻，用文学评论照亮他们作品中真正独特的价值，这是文学批评对社会文化责任的演练。吴媛“现在”“现场”的文学评论，理应把“现在”留给未来，让“现场”拥有未来。

事实上，生活在一片文学的热土上的吴媛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她反复说，在基层作家笔下的世界，展示出了“无限希望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