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习惯于收到诗集后，不按照排版顺序阅读，相较于那种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我更喜欢随意翻开某页的某一首诗，把自己和文字的第一次碰面交给偶然性。所以，第一首诗的质地常常会成为一个征兆：立意、意象、语言、节奏感、气质，总有几个独属于诗歌文本的元素在其中突显，让你管窥出这个写作者的质地如何，也可隐约透过文本，望见写作者的影子。

借助这一习惯，我读裴福刚诗集《避雨记》的第一首诗是《父亲退休了》：内容算不上陌生，立意算不上新奇，形式算不上独特，语言算不上惊艳，但作者很好地平衡了这一切，且投之以真挚的情感，从而让整首诗变得有了可信度，也就具有了诗的合法性。这“可信”与“合法”，类似于诗歌的身份证，证明了它是一首诗，而不是其他文体。在此之后，才有可能去谈论诗中所写。借由父亲的退休之“退”，引出一种想象性的时光倒流，这其中当然有对父亲老去的感慨，但透过这一层，我们还能看出作者人到中年的心绪。这心绪就是此诗“诚”的来源，古人论诗，有言道“修辞立其诚”。所以，在诗歌写作中“诚”永远具有先决性，没有投入作者真正的情感，诗不可能打动人。而“诚”的前提，是真实地面对自我，真实地（当然同时必须是有效地，这是诗歌技艺问题）表达情感，因此，“诚”也通常联系着“真”。这里需要辨析两个词语——情绪和情感，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情绪指称一种精神的应激反应，而情感则来源于精神的理性应对，情绪是个人化的，情感是具有通约性的。裴福刚的不少诗作，都触及到了情感的表达。他写父亲，写姐姐，写祖母，写姑姑，写侄子，身边人都被诗句勾勒，他勾勒的不是形象，而是他们的命运——劳作，早逝，衰老，成长。《写给姐姐的信》：“姐姐，石头继续风化/老人安息，婴儿降生，和你在时/一模一样。”这其中蕴藏着永恒的悲痛，但是作者并未呼号，而是用另一些仍然存在和活着的人、物来证明，逝去的并未消失，她们的身影仍然留存在生者的记忆中。由此，个体性延展为整体性，情感由此可以和不同的读者共鸣。

诗集中亦不乏开阔之作，《鲸落》中“大海撤回了汹涌的波涛”；《重复》中“总有来自风中窸窸窣窣的响声/一点点将我向日落时分/轻轻拨动”；《晚安，蚂蚁先生》里“连同高山，原野，千里之外的风尘/连同还在下着的雨水/一起走向新的未知”；《坝上行》中“下有众生揖手，上有星光照拂/我身后的旅人/都变成了温暖的琥珀和灯”。在这些诗中，抒情者和外在景物交融在一起，是为“有我之境”或“境中有我”。现代诗要“有我”，并不难，难的是这个我是“真我”，不只是表达的我、叙事的我，更是审美的我。这部诗集的大量诗作中， “我”这个表达者、抒情者的形象都很明显，这个我在观察、感受和表述着世间的一切。“因为写作，我婉拒了清风的问候”。这让我们发现一点作者创作的秘密，他善于把全部的、整个的自己投注到抒情对象中，也较为恰切地处理了人与景、物之间的关系。

同时，不免产生一点疑问：“我”在诗歌中的比重是不是太多了？这当然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多，而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多，换句话，如果说诗歌需要抵达之处如同风筝飞向白云青天，最好的诗是看不见风筝线的天外来客，优秀的诗是线虽在，却绝不牵扯风筝，而是任它随风舞动。如此比对，裴福刚的诗歌里风筝线的力量就稍显过重了，因为线轴始终牵在他手里。

我妄自揣测原因，或许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他过多地依赖自己的“感受”写作，虽然始终努力在把“感受”变成思考，但显然这思考的深入性还有待加强。他并未用尽全力，或者说，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着更远的目标，这导致有的诗最后总是走向一种偏虚的大的论调。另一点，就我的阅读感受来说，语言的精准性还可再多思量，一本诗集里，同样的修辞出现太多次，就会被自身稀释，如同一道美食，连续吃几天，再喜欢的人也会感到厌烦。

说到底，在这样一个获取知识如此便捷的知识化的时代，具体的文学和诗歌上，我们不得不遵循一个基本的规律：有什么样的诗歌观念，就会写出什么样的诗。这句话所强调的是，诗歌的进益有时候靠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写，而是对诗这一本体性概念的认知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