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作家李唐、庞羽、王占黑、杨知寒、王苏辛、废斯人、陈春成、穆萨等已在文坛有一席之地，但依然存在着怎样从“影响的焦虑”中突围的问题。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写作的欲望与创造能力，也不是说他们的写作视野狭窄与逼仄，更不是说他们写作技术不够圆熟与自如，而是说他们对面矗立着坚挺的一时难于超越的文学塔尖。文学界从“90后”往前数几代，不仅前辈的创作实绩对后辈能够形成压力，更重要的是前辈作家各个领域的屹立与开拓，更容易让“90后”作家形成视域枯竭的喟叹，超越是难事，另辟蹊径也非易事。“焦虑”需要“突围”，“突围”需要审视。

一是如何对待生活。小说家不可能掌控生活全部，但可以有限度地进入生活，做生活的记录者、干预者和审视者。记录是作家介入生活的最低层面，如摄像机般扫描生活表象，可能波折沟坎、风浪云急也会一览无余，但其与新闻报道无异，对作家而言，多是一种材料的累积，是一种见识的扩充，算作是与生活的平视与直面。干预与审视生活，是小说家带有强烈情感、价值取向甚或哲学认知的灌注。它虽然也是与生活之间的一种对话，但更具有主动性和主体性。

对于“90后”作家而言，其对生活信息的了解渠道既丰富又贫乏。说丰富，是说他们可以足不出户，只要互联网和手机就能广知天下事，甚至不少讯息稍微加工就能成为一篇不错的小说；说贫乏，是说不少“90后”作家对于深广复杂的生活难以真正体验，生活深层与遮蔽处也很难触及。这也是他们时常有中短篇佳作，却很少有叫得响的长篇小说的原因。

社会的飞速发展，讯息的铺天盖地，对于“90后”作家而言，他们面对生活之内与生活之外既有挺进之难，也有踟蹰之虞。生活变化之快，作家准确而悠然地进入生活有些难度，即便能够摸准某些脉络信息，可能在尚要深掘时，现实面相又变化出新的风貌，这可能会迷惑诸多定力不够的写作者。再者，全球化、智能化时代，貌似世界一统，但囿于国情、文化、习俗等，现实生活也呈现出纷乱万象状态。不少作家可能会援引从西方作家“拿来”的写作认知与技艺技术，干脆利索地将捕捉到的浅层信息写就成不错的作品。技术成为遮蔽思想贫乏与生活薄弱的面纱，终究不能长久，因为小说不是技术匠造的空壳，而是思想、内容与形式浑然无罅的融合体。

二是如何对待故乡。对于这个话题，或许会引起争议。一是在地球村、城镇化的现实大背景下，流动成为主色调。基于生存、生活层面的移动，他乡即故乡。“90后”作家如果说没有故乡或者说有故乡都是合情合理。二是或可认为，写作本来就是一种精神的活动，何必一定要形塑一个精神原乡？事实上并非如此，作家一定要有“故乡”。这里对故乡的理解，需要我们既在地理学、社会学层面去解读，又要在人类学、文化学层面去想象。

一方面，故乡是作家写作的原点和基点。故乡风景、风俗、风情是作家写作最为牢靠的资源。作家的故乡书写，风景名物、人物、方言皆成为小说主要情节架构。对于作者来说，作品的辨识度显现得较为容易一些；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即为心理旅游；对于研究者而言，于其中可以窥见作者之身份建构与地域认同。地域的多样性，自然说明文化的多样性，随之也能带来文学的多样性。另外，故乡也是情感的生发点。作家身离故乡，脐带剪断了，并不意味着全然脱离母体，家乡之文化秉性依然会如影随形。这对作家创作而言并非坏事，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原乡，无论是皈依还是跳脱，其必然会塑造作品的文化性格。

另一方面，故乡是写作的切点与落点。作家邱华栋称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作家”。这并不是说写作与“故乡”纯然无关，而是说他不愿把故乡固化为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出生地”或某一特定的精神原乡。小说创作是想象力爆发的产物，但也并不是说故乡的存在会局限想象力进而影响创造力。写作者都会为自己营造一个启动叙事的场域，其中人物众像、事件痕迹皆与相应的场域契合，实际上也与作者自己某种吸纳攸关。这也是一种“故乡思维”，只不过不再局限于出生地而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诸多“南上北下”的作家，或回望自己出发之地，或经营生活之地，其实质依然是故乡思维的结晶。或许有“90后”作家认为故乡思维是一种固化思维，不适合行走的现实，也桎梏着随时仰望的精神信仰。于是，我们看到不少轻简的作品，只有虚无的游离，只有琳琅满目的灰墟，没有风景的沿途，没有名物的依附，这或许符合无所归依的现实，具有现代性特质。但作家不仅是世俗的观察者与见证者，更要超越世俗庸常为读者筑建灵魂之乡。再者，故乡的写作不仅是传统，也能现代，更能形成一种与大众、主潮相间距的空间化视角与视域，为作家构造独特的文学品质。

从代际来看，“90后”作家相较于前辈有着先天性优势，作为受教育程度更高且与时俱进、开放自由的一代人，如果能卸下“摄像机+复印机”的包袱，扎根大地，扎根人民，写作一定会有根依，有栖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