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少儿主题类小说创作中，比题材选择更值得深入探讨的，或许是作家在创作中，能否将观念化的“主题”，真正转化为小说形象内在的、充满张力的人物“命运”。唯有完成这一关键性转化，作品才能在读者心中扎根，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纵览当下主题类少儿小说创作，人物塑造常常出现“命题先行”与“命运缺位”的现象，并且这二者总是纠缠出现。前者是指作者预设了一个既定的主题，为了表现这个主题而为人物设置了一系列情节，这些情节可能相对生硬，主人公成了类似“工具人”的存在。譬如，在一部聚焦阿尔茨海默病议题的少年小说中，主角被塑造为近乎全能的“完美女孩”，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多位银发老人之间，面对种种困境皆能“关关难过关关过”。这种超越年龄与现实的能力，弱化了现实的复杂性，削弱了故事应有的真实感与穿透力。另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命运缺位”，即人物自始至终完美无瑕，如同一尊“水晶像”。他们自幼胸怀大志，成长路径呈单向的“升华”轨迹。这类人物在抗战题材的少年小说中时常出现。正如刘绪源先生所言：“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的战争儿童文学是描写孩子的战争，把孩子推到战争的中心，成为战争的焦点，使孩子成为决定胜负的英雄，这样的作品往往不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孩子出发，不是从现实主义出发，而是从观念出发，缺少真实性和说服力，无法感动读者。”
导致上述创作困境的原因是，部分创作者将“主题”表达误认为是需要演绎的结论，而非主人公真正需要经历的成长故事。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就像“演绎法”和“归纳法”，前者是从一个或多个普遍性的前提，推导出一个个别性结论；后者则是从一系列个别性的、具体的观察或事实中，总结出一般性规律或原理。就儿童小说而言，显然后者更具独特性、不确定性、生长性、真实性因而更具打动人心的潜质。为了突破这种困局，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需要找到小说人物“个体意志”与“时代洪流”的对接点，即不是让人物去说明主题，而是令人物形象及其成长、命运，成为主题表达的文学依托和路径。
首先，深入人心的小说人物，通常需要有一个“渺小”的情感起点。作者需要用细腻的笔触为人物的“崇高”和成长弧光找到一个不太起眼，甚至偏于私密的情感支点，这个支点常常不是“文化传承”“报效祖国”之类，可能仅仅是为了“完成一次游戏”“兑现对他人的承诺”或“找回失落的亲情”等。这个私人愿望与宏大目标之间，应构成一种或协同或冲突的张力关系，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经典作品《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尼尔斯在被精灵变成小人后，一心不想回到家中被父母瞧见自己这副落魄模样，才决定跟随家鹅莫顿与雁群一起去旅行。正是这孩子气般的赌气行为为他后续的视野开拓、性格转变提供了可能。再如，曾志宏的短篇儿童小说《厝顶有大戏》起笔于安安好想拥有一只流光溢彩的剪瓷鸟，后续这只鸟竟意外成了维系海峡两岸亲情的关键纽带，同时也牵引出了闽南非遗剪瓷艺术。这种将宏大命题锚定在孩童能切身感知的微小情感上的“小大之辨”，正是让角色立起来、走进读者内心的开端。
谈人物就不能只谈人物。除人物之外，小说的三要素还有“环境”和“情节”，三者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我们常说，“环境塑造人”或“人是环境的产物”，因此情境的具体化在主题类儿童小说的创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人物成长的肥沃土壤，是其完成“个体意志”与“时代洪流”对接的必要条件。而对读者而言，他们也需要以文学语言为基底构筑的一个可感、可知、可置身其中的情境世界。
在《少年的荣耀》中，作者李东华并未直接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将时代洪流具象化为主人公沙良被迫离开的故乡风物与自然险阻。开篇，日寇入侵的危机，是通过“因无法打雪仗而显得来得不及时的雪”“从阻挡和诱惑变成囚禁牢房的城镇围墙”等具体的环境描写来传达的。在这里，战争剥夺的是孩子具体的、感官的快乐。再如在《雪山上的达娃》中，作者裘山山借小狗达娃之口道出了特殊的环境：“天地怎么变了？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山，树也没有了，花也没有了，河水也没有了。迎面刮来好冷好冷的风，每缕风都像铁刷子，让我的毛都奓起来了。”此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一位严酷的“角色”。在海拔4500米的哨所驻地，空气稀薄，严寒彻骨，达娃和黄月亮等战士在狂暴风雪中一起应对极端恶劣的高原环境，共同守卫国土，小说也由此被赋予了具体而庄严的情感重量。
为实现类似的有质感的表达，作者需要扎根于真实可感的经验土壤。这份细节的真实，或源于作者自身的成长记忆，或依赖于严谨的实地考察与案头准备。写作者要突破书斋想象，从沸腾的现实生活中汲取细节、捕捉脉动，从而在展现“故事”的同时，确保文本肌理的鲜活与丰满。
此外，还需要关注“冲突的合理化”，这是人物完成成长蜕变的“催化剂”。在主题类儿童小说中，冲突的设置绝非为了制造廉价的戏剧效果，而是人物成长中必不可少的锻造之火。一个合理的冲突，意味着它必须深深植根于人物的生存环境、性格特点与时代背景，使其后续的挣扎、选择与蜕变，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唯其如此，人物的成长才具有真实可信的感染力。如在刘华的小说《苹果花开》中，“中不溜儿”的高青阳自卑又敏感，他在和高雄打闹时，不慎撞倒了桂婆婆，致使其中风，高家因此承担巨额赔偿，父子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裂痕……这一系列冲突既来源于现实原型，在作品中又直接推动了主人公离家故事的发展。作者以此巧妙地将教育压力、人际矛盾、心理健康和情商、逆商教育等，融入少年与花儿的映照成长，既有主题高度，又有社会深度和情感温度。
或许，在面对“命题”时，作者需要先问自己：“如果卸下所有命题元素，我的主人公内心最炽热、最疼痛的那个‘点’是什么？”在选题论证时，策划者和编辑除了着眼于“意义重大”，更需要从中提取出那个能让人物置身其中的、充满情感细节和伦理困境的“成长空间”，从而让“命题”成为人物无可遁逃的“命运”。我想，最理想的“主题创作”，其最终效果恰是“去主题化”的。能在小读者心目中留下印记的不是主题概念，而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命运；触动人心的不是谆谆教诲，而是人类在特定情境中共通的情感与尊严。
（作者系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