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飞机时，相邻的两个座位坐着一位女性和一位老人，大概是父女。猜想得到了验证：她帮老人要了毛毯，让他起飞前先喝好水，保温杯放到她座位前的网兜里。起飞后的颠簸中，两个人谈天，用一种节奏快、听起来有催促感的方言；在多少种语言里，“妈”这个字的读音听起来都差不多。空乘推着餐车过来，女性说：“我们，两个鸡肉面吧。”我想起以前见过类似的时刻，也是在飞机上，年轻妈妈带着孩子，代孩子跟空乘要橙汁，也是说了句，“我们”。

我想起一篇由“我们”这个称谓而起的小说，雷蒙德·卡佛的短篇《肥》。故事中，走进餐馆的胖子点餐时会对服务员说，“我们”想来点烤马铃薯配酸奶油，黄油来得多多的。女招待弄翻了水，他说，没关系，“我们不介意”。小说的叙述者是女招待，她看不惯餐馆里其他人笑话他，但她在同情中也怀有惋惜：这个身躯巨大的男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又不想“随欲而安”，于是他让这身体外在于自己，称呼它如同称呼另一个我，同时不得不接受它。无助中仍有力量，但也还是无助，清醒地随波逐流。女招待看到这些，于是，她也想成为自己了，也不想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小说结束于她的一句声明：“现在是八月。我的生活将会发生改变。我感受到了。”

之所以飞机上的那一刻有文学性，不是因为生活与经典短篇作品的偶然暗合，而恰恰是因为生活展示出与经典短篇相反的面貌——卡佛的观察者兼叙述者在“我们”中感受到了同情与恐怖，不愿意再像胖子那样，被迫接受内在于自身的他者。而我，邻座的小小观察者，从那两次“我们”中，感受到的是联结的自然。人自自然然地与亲密的他人组成“我们”，当妈妈代孩子说话，这里没有什么“丧失主体性”的问题，没有女招待所恐惧的自我消弭，不涉及谁能够代表谁发言的那些危机。生活冲概念轻轻笑了一笑，或者说，这神圣的生活，越过了概念。生活能够持续，是因为孩子可能羞怯也可能谨慎，可能不想跟陌生人说话，妈妈可以代劳。生活能够持续，是因为女儿照顾着父亲，以相邻、以普通话、以对旅程的知识。生活能够持续，不是因为凡选择都必须由个体亲自去做所赋予的流程正当性，而是因为共同生活的事实形成了习惯，并且人们在习惯中有可能相互爱惜。

什么是文学时刻呢？布迪厄喜欢谈文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他认为人可以用社会学的直觉记录下“快照”式的社会瞬间画面，以供未来发展并利用。“社会学家的工作与作家或小说家（这里，我特别想到了普鲁斯特的作品）的工作颇为类似：与后者一样，我们的任务也是为人们提供进入各种经验的途径，并且向大家阐述这些经验，不论这些经验是普遍共享的，还是少数人特有的，只要它们在平常是被忽视或者未经整理的，我们的工作就有它的价值。”恰恰因为那些“主体性丧失”的经验今天被谈得很多，所以，我想记录下这相反的时刻，希望它能像快照，呈示那相互联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