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2025年参加各种活动的笔记——从首尔国际书展到上海国际书展，从塞维利亚大学到成都国际文学周，从格拉纳达的西班牙图书节“对谈现场”到中国作协在昆山的“文学‘县’场”……纸页间夹杂着车票、场馆地图和不同会场的参会文件，它们像时空的切片，记录着我这一年身处的一个一个“文学现场”。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在奔波于不同的文学现场过程中，总是萦绕心间的问题：在算法的荒原上，我们如何辨认“人”的形状？
与其说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回答”的议题，不如说它正是我们所有人——作家、读者、评论家——此刻正身处其中、并被其重塑的现场本身。
当人工智能以惊人的效率生成情节、模仿风格，甚至制造情感涟漪时，文学创作不可被替代的“原点”究竟在哪里？我的答案，越来越清晰且坚定地落回到了“身体”与“情感”上。在当代文学史上，有过几次“身体写作”的浪潮，但这一次，情况和以前完全不同——我感到这次并非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在技术饱和时代里，文学对“何以为人”的再发现与再确认。
我个人的创作也越来越印证了这个答案。比如这一年创作的《兰花小史》，这个短篇小说的标签是“女性”和“身体”。在传统叙事中，“身体”常常是欲望、权力或伤痕的场所。但在科幻的维度里，身体首先是一个感知与存在的界面。这是两种不同的“身体写作”。再比如，我2023年创作的《且放白鹿》是一篇具有“具身性”特点的短篇小说。那是我旅居国外3年之后回国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我在国外居住时，受够了平淡的“乡间生活”，一直发誓说要“回到中国去过现代化的生活”。回国之后，正是人工智能突然从实验室走向社会应用的关键节点。在回国好几年都写不出一篇小说之后，《且放白鹿》诞生了。
现在回头来看，《且放白鹿》正是在我的生活现场从“乡间”回到“现代化”，我的创作背景从科幻的“反日常”回到“日常”，同时我个人又真实地受到了人工智能的浪潮裹挟时，不得不再次思索“何以为人”而诞生的产物。小说中，李白的一句诗差点毁灭了整个宇宙。因为那是一个盛唐诗人用全部生命体验（他的狂醉、他的不羁、他对时空的苍茫感）所灌注的、“在场”的澎湃能量。人工智能可以解析“且放白鹿青崖间”的格律、意象与典故，甚至可以生成亿万个类似的句子，但它无法复现李白写下这句诗时，那个与山川星月共振的、具体的身体在场性。
《且放白鹿》的主人公是个丧偶的大学教授，他在人工智能的指引下，和一个骗子踏上旅途，去寻找妻子留下的谜团。衰老的身体——李同芳教授那“起褶的皮肤”、无法自己清洗的后背、闻不到气味的鼻腔——首先是一个存在感知逐渐黯淡的界面。重新发现并确认这具会疼痛、会无力、终将朽坏的身体，是我有意识地用“具身性”的观察视角来创作的一次尝试。
我和主人公一样，也在追问：当技术可以篡改记忆、模拟陪伴、制造虚拟天堂时，那种让我们甘愿承受痛苦、选择脆弱、并因此定义了我们尊严的“真实”情感与选择，究竟是什么？
李同芳的旅程最终揭示，重要的或许不是AI能否给出答案，而是人类寻求理解、抗拒遗忘、渴望联结的整个过程，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全部尊严与意义。技术在此是一面透镜，它放大了人性中的光辉与偏执，却无法替代那个在荒原中独自跋涉、感受着失落与渴望的肉身本身。因此，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时代给文学带来的最大挑战与馈赠，是它迫使我们彻底告别一种幻觉：即文学的价值仅在于提供优美的修辞、完整的故事或某种思想观点。而这些，机器将日益擅长。
文学，尤其是深度叙事，其力量正在于呈现情感的“低效率”和“不透明”。就像《且放白鹿》中，主人公李同芳对聊天机器人的依赖，明知是幻影却难以自拔，这其中交织的不仅是思念，更有知识分子的尊严陷落、老年孤独的自我欺骗，以及对失去掌控力的人生最后的笨拙抵抗。这种情感是混沌的、多维的甚至是不怎么“健康”的——而这，恰恰是人性中最真实而深邃的部分。
AI可以生成合乎逻辑的“悲伤”或“喜悦”，但文学的任务是勘探悲伤底下为何会有解脱，喜悦之中何以藏着愧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关注的女性写作与科幻写作，就像文学世界里的“面壁者”那样，在“三体人”的大军兵临城下时，肩负着全人类的希望，展现出或可与人工智能“一战”的想象空间。
女性写作长期深耕于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私人经验”领域——身体的周期、家务劳动的纹理、亲密关系中的权力暗流、代际间的沉默与创伤。这些经验不是世界的“边角料”，它们构成了人类感知网络的另一半基石，是抵御被技术抽象化、均质化的关键堡垒；而科幻写作，则通过构建极端的思想实验情境，将“人性”置于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之下：当记忆可被篡改、意识可被上传、爱可被定制时，我们凭借什么来确认“我”之为“我”？
两者一内一外，一微观一宏观，共同致力于同一项使命：在技术无限“向外”拓展的时代，坚决地“向内”挖掘，保卫人类经验的整全性、复杂性与某种程度上的不可解析性（或许这种想法很快就会被人工智能时代打败，被将来的人工智能教科书作为反面教材——“看，2025年，在我们人工智能诞生之初，人类里那些会写小说的还妄图负隅顽抗！”）。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文学（诗）的本质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可能与必然之事）的模仿。而今，我们处于一个充满神奇和危机的时代——当算法能模仿一切叙事，唯有文学仍在叙述那不可模仿之物——机器看不见的，我们能“看见”；机器无法在场，我们可以“在场”。
而我所期待的科幻写作和女性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成为守护“何以文学”“何以为人”的前哨，或者说最后的壁垒。
（作者系科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