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作品自然不是空对空的，它必然深扎于现实的土壤，对具体的人物与事件加以描述和阐析，但又不会完全停留于浅层的表象，而是游刃有余地出入其间，进而抽象提炼，实现更高层级的言说，生发出更多维度的话语。凡一平的《勒马山的清明》、田耳的《两次别离》和陶丽群的《净脸》，都是书写生与死的交界。悲恸与沉静、冰冷与热切，在那样的时刻被透析得最为分明。这不仅是对死者的尊重与敬畏，也不只是人文民俗的显现，更是当代人的现实处境与生命哲学，以及天地自然运行规律在人间的情态映照。
《勒马山的清明》纵深感很强，写现实又不断含纳历史的讯息，平静之下却始终涌动着扣人心弦的波澜。爷孙樊乃孟与樊承明每年都要上勒马山祭奠一个叫花子，并且将其视若神明般祭拜。后者不仅关联着樊家几代人乃至整个上岭村的生活史和发展史，而且联系着上岭村以外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纪念即召唤——叫花子之于上岭村的地方史，在特定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对于上岭村而言可谓是“在而不属于”，但反过来又是“不属于却在”。他将一种外部的力量注入上岭的血液之中，那正是现代性的存续与重新展开。
《两次别离》写徐昌发罹患重病，生死存亡之际选择回到佴城度过最后的时间。妻子王彩秀和儿子徐启梁陪侍左右，起初却互不同心。绰号“卷王”的王同乐是佴城人死后办丧事的总管。他原是失足青年，无奈进入丧葬行业，为死人服务，成为远近闻名的“把总”。父亲过世后，把总接盘，死者的别离有序而体面。“徐昌发的丧礼有卷王操持，也算得上佴城的行业高标。启梁当时无感，后面入了丧葬行，才知道舅舅为父亲的葬礼操心非常多，而且大都在外行人看不见的地方。”“卷王”的有情有义，使得外甥启梁在辗转之后，加入了舅舅的家政公司，追随把总操办人的生死大事，尔后成为“小把总”。再后来“卷王”也查出肺癌晚期，启梁自然而然接上班，也开始了解“把总”隐秘的心绪。《两次别离》既是启梁他们告别父亲和舅舅，更是作为“把总”的舅舅出于情义与哀痛，在父亲葬礼上“简直完全投入”地主持大葬夜，“提前给自己发了一回丧”。问世间“别离”为何物，我们不得不在生死的临界里适应告别，却又无数次经历艰难的延宕和漫长的不舍。
《净脸》同样直面生与死的终极时刻，也多有幽深而曲折的意绪。主人公莫老太始终不忘以妆容超度亡灵，小说最惊心动魄之处在于乡民为野兽所伤，血肉模糊难以辨认，遑论再付诸妆造，但是莫老太依旧挺身而出，使命在心，以浑身解数为死者挽回尊严。然而，故事更有意味的还在于，她与时常在身边明明灭灭的女性的心神沟通，于是乎，莫老太事实上有着三重世界：现实的俗世生活、死者的遗容脸面以及女性本身的虚实镜像。这三者表面集中于她的身上，实际上构成了边疆的“南方”乡土世界的精神镜像和价值序列。
小昌的中篇小说《西南浪》从学生李晓晨殁于“西南浪”一事切入。所谓“西南浪”，是北部湾地区的一种季节性现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专业游泳运动员也不敢轻易下海。西南浪威力无穷，很容易将人吸入深海区。”在小说中，这样的“深海区”更隐喻着大学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层级系统——从钟副校长、“我”的导师、教师胡多多，到大学生李晓晨、小麦等，均身处其中。而“我”则延续了小昌作品中一贯的青年知识者形象，既能冷眼旁观，又敢于咆哮反抗。就在“我”因得罪校领导而被解聘的前夜，学校传来新消息：钟副校长被阮怀远实名举报，最终被调离。随之，“我”与胡多多、阮阮及小麦等人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看似重归于好，实则各人品行已然显露无遗。“西南浪”充满危机，甚至威胁生命，象征着底层人物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小说结尾，“我”亲身试水，在“西南浪”中泅渡遇险，被路过的好心人救起。然而“我”依然果敢，始终未曾退缩，甚至愈游愈勇。
在王彤羽的小说《醉坡浪》中，长期漂泊海上的林弋落下一个后遗症：只要脚一踏上陆地，便会头晕、心慌、摇晃。小说中的“女人船”成为一种隐喻——船上皆为女性，她们出海捕鱼，不让须眉，历经曲折，一旦离开船登上陆地，便会出现“醉坡浪”的症状，难以适应岸上生活。女人船常年漂泊海上，没有男性，唯有自我摆渡；船上的女性或恐惧，或勇毅，却无人选择退避。面对内忧外患，她们表现得异常英勇果敢，胸中充溢着家国情怀，“遇美军飞机和军舰却无一人伤亡，使得女人船再一次引起轰动。据说那一夜，女人船把敌人耍得团团转，最后在黎明时分成功甩掉他们”。小说情节皆有原型，据《外沙妇女录》记载，女人船及其抗击外敌的故事确有其事。
冯艳冰的散文集《在目光的尽头》，记录了作者从编辑到作者、从职业到志业的转变。在与世界深情对视的“目光”中，在“地方”的文学现场，她见证着自我与他者的奔走呼号，不经意间流露出情思丰沛、文采斐然的特质。何述强的《时间之野》中，那些仿佛被遗忘的时间和地方，却对个人的经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者怀抱着热切的激情，搅动沉寂的个人史与沉默的地方史，泥沙俱下，却又清晰可辨。罗海的《个体户笔记》以自己当个体户的亲身经历为切入口，意欲为万千个体户代言，讲述自身的处境与心境，形成了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万花筒与多棱镜。这不仅是个人生活史与奋斗史，也是情感史与精神史，更重要的是，罗海以此观察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