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与人性在文学中是最变幻不居又最耐人寻味的所在。无论是人的自我，还是物的本相，又或是叙事与抒情的交织变幻，心象总是通过装饰、言语和行动得以显现。不得不说，风物与人物是“地方性”写作的筋骨，个体与群体的言说，终究脱不开人伦与天理。从更广阔的层面而言，地方再小，也属于“世界”的一部分，一切写作都是在世界中的书写。风物或可彰显，亦常被遮蔽，这时便需要人文的参与——后者正是“地方”的底蕴与底色。风物与人文又常常相互激荡，表里之间相辅相成。黄芳的诗歌时常触及个体的情感拉锯、反思乃至批判，展现着显而易见的常识与再三辨析的心理之间的落差；与此同时，她也多书写那些宁静而致远的时刻，乡土情与亲友情交织其间。《梨花开了》一诗中写道：“那个沉默的母亲/在命运喑哑的齿轮声中/等待一棵绵软的青草/挨着墓碑长出来。”在诗集《黄昏里》中，诗人尤其善于从幽深与细微之处，叙写那些藏匿于暗处、阴影与僻静间的情思。

梁晓阳的散文集《文学中年》写人、纪事、抒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散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文学中年”：“一个年届五旬、资质平平却堪称理想主义者的文学中年。”这一概念既有现实意味，又具备形而上的指向。梁晓阳始终在钻研散文的写法，也孜孜以求文学的真与诚。也许更值得期待的是他作为散文家的“中年变法”，因为中年是生命的界碑，文学于此汇通、转化。梁晓阳在文章中写到林白、朱山坡、陆春祥等文友，也有不少追忆父亲、述及广西师大青春往事的怀旧篇章。人到中年，文亦及斯，他的言说娓娓道来，或纪实或写意，可见用情之深：“窗外，是被金光涂抹得瑰丽迷离的白雪平原，我有一种身处西部草原拍马飞驰的意气，仿佛我的踌躇满志都在预想之中，都是探囊之物，我陷入了梦幻，仿佛一点都不知道文学的前路砥砺艰辛、风雨漫天，却以为唾手可得，鲜花盛开。”似真如幻，只有文学还在坚守。青年也好，中年也罢，乃至年迈，始终念兹在兹的，仍是命运的抒怀与内心的呼唤。

黄其龙的散文叙述沉稳，气韵开阔。他将私己的、名不见经传的个人史，融汇于地方史与当代史之中，使其不被湮没，并在此基础上洞察人物幽微的内心。《川上的婚姻里》写道：“眼前江水内里的静和我热爱的淡远的宁静存在暗含的呼应。”在沉思的情态中，言说、行走、观看、追怀，生活的日常明晃晃地逼近眼前，悠悠荡荡，又平平稳稳。他对父亲的缅怀、对母亲的珍重、对妻子和家庭的关爱，以及对故土乡邻的满腔热忱，并非只倾注而不收敛，有时甚至是自嘲自怜或冷眼旁观。这使他的散文流露出一种个体自足的调性，显出某种清冷的透亮。《父亲的花事》借人释人，又借花忆人。生命自然不会总是风平浪静，风暴来临之际，也许无法完全泰然处之，却唯有使出浑身解数，超越那些沉重的阴影。

在诗歌创作中，意象的营织带来情与物的融汇与凝练。这不仅是表意的修辞和言说的姿态，也是塑造乃至反思这个世界的重要形式。刘春的诗歌对世象与人心的洞察，如冰刃般的火焰——冷酷、尖锐，却又热烈、唯美。诗集《两种故乡》情势饱满，夹叙夹议，言事抒情游刃有余：“‘故乡’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身体的故乡是桂北的一个小村子，那里有我少年时期就极为熟悉的各种事物：荔江河面的月光，父亲的白切鸡，母亲的菜地，墙角的小花朵……而心灵的故乡则更为辽阔，它包含对远方的眺望，对命运的思索、诘问，对理想的坚守。”《在茫茫大地上》写世界上的至微至弱者——一只蚂蚁：“我不知道在这些过程中/它们是否会茫然，怨恨和感激/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是静静地看它们，像人一样/在尘世中爬来爬去。”这样的意象及其阐说总是落地有声，仿佛有一种势能，吸附着如野马奔腾的万物，并伴随着觉知与悟性的过程。

黄土路的诗歌多显坦然与率性，同时又不乏理性的反思与思辨。他善于从日常时刻出发，抵达个人化、经验性的诗境界域：“你能理解一匹马吗？还有一头牛，一头大象/为什么一只蜻蜓立于一根枯枝上，它薄薄的翅膀一闪/乡村的孩子们会突然长大？/还有蝙蝠，它像一道道灰色的影子在黄昏的天空滑过/飞快地，无声地，似乎只是为了捕食/你能理解它那快速的滑翔，惊过黑暗，并与黑暗融为一体/也是一种快乐吗？/在童年，我们用石头垒起一座座小坟/为蝙蝠、蜻蜓和青蛙举行葬礼/从不会担心世界上的某地/会因为它们的翅膀停止扇动/而引起地震，海啸，或者泥石流。”诗人倾向于匍匐中端详，融汇物象与意象，从不同角度观察世界的多元形态，既见其本真，亦洞察其蜕变与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