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壮：范老师，想问您两个具体问题：写作时，您习惯用纸笔、电脑还是手机？日常阅读，更偏爱纸质书还是电子媒介？

范雨素：我写得少，一定要用笔写，思路才能跟得上。我学过拼音，打字很熟练，但就是不习惯电子书写。手机上我也会看长图文、微信公众号文章，但内心更偏爱纸质书。捧起一本厚书，人会立刻沉静下来，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外界裹挟。我生活算不上顺遂，却始终内心平静，很大程度上就是阅读赋予我的独立思考与精神定力。

梁晓声：读与写，是雨素的精神港湾。

李 壮：这个比喻特别好。很多人最初与文学相遇，都是把它当作精神港湾。我中学时没有智能手机，总揣着小本子和笔，随时记录；如今兜里还习惯性带着笔。写作载体也在变：大学用电脑写论文，现在写诗反而习惯用手机。不同媒介，对应不同的思维节奏，这是我们这代人阅读与写作的时代印记。梁老师您创作长篇作品，依然坚持手写，非常令人敬佩。

梁晓声：我在身边如果看不到书，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一座城市即便干净整洁、管理完善，如果缺少书店、缺少书香，对爱书人来说依然会感到焦虑。早年街头随处可见报刊亭，如今越来越少，书香氛围的营造，依然需要持续努力。

李 壮：梁老师，您读书有什么特殊习惯吗？有人喜欢折角批注，有人绝不允许书籍有任何痕迹。

梁晓声：我会折角。白天事务繁杂，我常躺着读书，能连续读两三个小时，非常沉静。手边会放红笔，读到好句子、关键词就勾画下来，之后再专门抄录整理。

王亚彬：我和梁老师有点像，会勾画好句，但不喜欢折角，希望书籍保持平整，只留下翻阅的时光痕迹。我会定期把勾画的内容摘抄下来，沉淀阅读收获。

梁晓声：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氛围浓厚的时代，读书人都爱摘抄名言、制作座右铭，贴在桌边激励自己。各类艺术院校的学子，都与文学关系紧密。如今，这种联结依然紧密，只是形式更加多元。

李 壮：现在高校里文学社、诗社、文学刊物依然活跃，文脉始终在延续。当下年轻人喜爱的国风音乐，养分正来自唐诗宋词元曲，是传统文学在当代的新生。

范雨素：我读书没什么刻意习惯，更像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会强求自己逐字逐句读完。我特别感谢16岁那年买到作家出版社的两本书：《人格心理学》和《攻击与人性》。前一本书是美国大学文科教材，我反复读了很多遍，书中提到人类自尊心经历三次重大打击：哥白尼日心说、达尔文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连人类整体都经历过如此深刻的冲击，个人生活中的挫折，又有什么不能承受的？这本书塑造了我的心态，让我即便面对生活困境，也能保持内心平和。

梁晓声：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弗洛伊德之前，西方作家就擅长大段心理描写，深入剖析人物内心，这是他们的文学传统；而中国文学有着独有的精神底色，那就是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从秦文汉赋到唐诗宋词，边塞诗里的保家卫国、豪情壮志，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悲悯情怀，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基因。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无数仁人志士将这种家国情怀付诸实践：叶挺《囚歌》的坚贞，东北抗日联军的军歌，周恩来“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志向，都不是纸面文字，而是生命践行。从古典诗词到《黄河大合唱》，中国文艺始终有着波澜壮阔的家国担当，这是我们文化中最值得骄傲与传承的部分。

前些年，我重读了俄、英、法、德等多国文学经典，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观。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一度仰视西方文艺；如今再看，中国文学与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光芒，有诸多值得后人继承弘扬的精神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