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副文本”（Paratext）的概念最早由法国文论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用以指称环绕于作品“正文本”之外、却深刻影响其传播和接受的一切文本形态，包括标题、副标题、序言、跋、注释、广告、评论、插图，乃至读者来信等。与以作者和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研究不同，副文本研究强调文本在进入公共领域时所经历的多重中介过程，关注编辑、出版人、评论者与读者等多方主体如何共同参与意义的生产。通过副文本与正文本之间的互动，我们能看到，一部作品何以按照某种既定或偏离初衷的路径进入社会视野，塑造其时代反响，并最终被纳入或排除出历史叙事。
将副文本纳入文学史的讨论范围，意味着研究重心从“知人论世”式的文本阐释，转向对文化生态与观念流变的考察。在此，文本不再只是审美对象，而成为社会思潮与叙事力量的载体。这一研究路径对于近现代中国科幻尤为关键。自清末至1949年这一阶段，科幻作为一种文类尚未定型，类型边界模糊，创作者多为译者、报人或跨界写作者，难以形成文学潮流或稳定阵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副文本反而成为连接早期科幻与社会各界的重要纽带，使我们得以理解当时社会如何认识“科学小说”“理想小说”，以及来自海外的科幻影像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贾立元编著的《近现代中国科幻理论资料（1891—1949）》（下文简称《资料》）显得尤为特别。该书系统收录了1891年至1949年间与科幻相关的论文、序跋、发刊词、编者按、读者来信、杂评、广告、书信、日记，以及个别作品的片段与批语，刻意不收录“正文本”，从而凸显编辑、营销者与读者等群体的话语位置。这一选择不仅避免了赘述既有文学史的种种话语构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此前难以见到的、去中心化的早期科幻生态全景。
二
作为对该领域有充分研究兴趣的读者，我通读该书最直接的动力在于：想知道当时那些并非后来意义上的“科幻迷”或“科幻作家”的人，究竟如何理解和谈论科幻。这种问题意识本身或许带有某种后设的错位——毕竟在那个时代，即便在英语世界，人们也远未形成有关科幻的共识，更不存在类似今日“科幻圈”的作家群落。然而，正是这种尚未被圈层叙事固化的状态，使书中呈现出的时代面貌具有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也让我们意识到：熟悉的“边缘人叙事”，恰恰是后世建构出来的。
这种去类型化的状态，首先体现在人物构成上。由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科幻作家”身份，当时的创作者背景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例如，法裔传教士雷鸣远以口述方式创作《花甲春秋》，由《益世报》的同事兼好友董郁青执笔成文；徐迟在以报告文学作家身份为人熟知之前，于1937年创作了科学小说《三大都会的毁灭》；《从月球到火星》的作者姜容樵是著名武术家，开设武馆并系统调查中国武术理论……这些履历的并置，本身就构成了对“科幻作者”队伍丰富性的阐释，也是创作者积极参与文化输出的有力线索。
影像类的相关资料同样引人注目。从观众反响看，早期科幻电影在当时已具备强烈的奇观效应，新片上映往往万人空巷；而专业文化人则多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些作品借助先进技术，却仍沉溺于玄奇怪异的旧套。在民族危机与日本侵华的背景下，电影审查制度逐步确立，但其中也不乏令人困惑的个案：如改编自史蒂文森名作的《化身博士》久审未过，而殖民视角更为露骨的《兽世界》却率先上映。大量影评提及当时流行的“兽片”，并围绕其展开讨论。与之相比，超级英雄电影在上海的放映反倒不显新鲜，甚至出现《沙赞》（原子飞金刚）早于《超人》（无敌飞天侠）上映的情况。这些影片多集中于大都会放映，其时间节点又与日本侵华战争高度重叠，在文化消费的繁华与时代苦难之间形成耐人寻味的张力。
三
在战争的大背景下，H.G.威尔斯在中国的“国民化”过程便显得顺理成章。与儒勒·凡尔纳相比，威尔斯在当时的知名度更高，这不仅源于其科幻创作，更与他在国际政治与文化领域的持续发声密切相关。《未来世界》中关于中日战争的预测，使其在中国读者中获得了特殊的信任和期待。该书相关分卷被反复节译、重印，威尔斯的行迹、社论乃至八卦也屡屡成为报纸追踪的对象。1946年8月13日，这位“世界科幻之父”去世，国内报刊对此曾展开长达数月的悼念，这是当时其他科幻作家无可比拟的。
《资料》中还保留了许多容易被忽略、却颇具启发性和研究价值的“边角材料”。例如，某些早期“科幻诗”实则是延续古代文人题诗传统的简短书评或读后感。这类诗歌散见于叶恭绰、江起鹏、高燮等人的作品中，也有数例被汇编于均益图书出版的《双灵魂》中。再如，一些读者与实践者对科幻情怀的笃信：有人结伴远行全国，令人联想起《十五小豪杰》中的少年意气，还有报道称科学家公开悬赏登月方案，暗示科幻即将成为现实。这些材料已然超出狭义的文学范畴，为理解时人的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提供了珍贵线索。
回归占据书中主导地位的诸多论争文章，其中的不少观点颇给人以亲切之感：科文之争、软硬之争、科学与志异之辨、理想与玄想之辩——这些议题在当时便已初见萌芽，后来延续至今的反复讨论则很像对既有观点的不断复述。然而，不同历史阶段的讨论所依托的社会土壤各不相同。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语境下，科幻无论偏向科学还是人学，都被赋予了超越人性本我的期待。背负这样的期待，科幻自然不被容许与享乐和庸俗挂钩，甚至连《大都会》这样的经典影片也会被斥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堕落想象。另外，由于英语世界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文化辐射，许多讨论更多是以本土的玄奇志怪体系为参照，对“科”与“魔”的差异进行辨析。周作人、张天翼等人的文章已具备相当的理论自觉，但其他情绪化的论述在声量上更能代表时代主潮，成为后来科普型科幻创作的重要情感基础。这些早期讨论与当下“科幻的中国性”议题也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呼应。
四
值得关注的是，彼时的困惑更多源于古典传统与新潮观念的交汇和反差。在“同为异常想象，为何玄奇不若科学更能打动人心”的问题下，亦有像《新西游记》这样的作品试图将古典和现代予以融合。回首科幻史，这种思考曾因种种原因出现过断代，现如今，既然“中国式科幻”的相关讨论再次重返舞台中央，也许有必要重拾相关讨论。
回到《资料》所展现的整体图景，可以说，科幻在当时既未成型，却也远非地下小众的孤立实践。它会出现在战区报纸上鼓舞士气，会成为殖民话语的工具，会被读者追捧或辱骂，会抄袭、断更，也会在批评声中继续被世人消费。名士的跨国接力、女性的参与、大众的热情与抵触，共同构成了一种无主体、去中心化的繁荣。这种状态与当下科幻领域的阵地化和主体地位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于科幻的边界高度可塑，这种去中心化的生态繁荣背后所蕴含的观念流动，以及跨越文化的发展差异，还会左右时人对科幻本身的判定。一些在当时已属成熟技术的概念，如潜艇、飞艇、磁场或催眠术，在国内的落后语境中仍会被视为幻想。此外，从后人的视角出发，《资料》所形塑的整套文化环境还会和今日遥相呼应，形成跨时代的互动——背靠200余年的发展和全球各国、各民族的科幻话语之交融，当下，科幻已是一个大熔炉，和奇幻、恐怖、推理，和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有交集。在这种背景下，当我们将一部作品纳入科幻领域时，势必也会将其背后的整条发展脉络归入其中。带着这种后之视今的角度，我们得以进一步拓宽当时的科幻版图，并透过这种持续性的开拓，不断刷新对当时的认识。本文成文时，《资料》中所涉文献记录已被整合至中文科幻数据库中，由是，现当代的种种科幻作品也将成为近现代中国科幻的副文本。这是一张不断更新换代的多维领域地图。至于后人会利用它行至何处，看到怎样的风景，有何种体验，又进一步发现哪些新的路径、新的疆土，就留待这个领域的旅行者们去探索、去发现。
（作者系科幻书评人，中文科幻数据库联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