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学评论

香江书写中的文化寻根

□陈佩琴

《人来人往》(《香港文学》2026年7月号)是旅港作家赵阳的散文新作,通过“驻足”与“思考”的叙事姿态,完成了对“我城”的空间解读;经由一连串“相遇”与“失语”的场景,展现了新港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新变化新特点。特别是文中对粤语的精准运用以及与“南来”前辈的互文,揭示了作者在文化传承与自我定位上的自觉意识,《人来人往》体现了新时期香港作家有关“文化寻根”的创作思考。

作为新时期“南来作家”的代表之一,赵阳近年来专注于“香港散文”创作,出版了《香港记趣》等5部“香江系列”散文集,为香港和内地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文学桥梁。地铁是赵阳“香港散文”创作的重要元素。《人来人往》第一则故事作为全文的基调与总纲,场景设定在港铁上环站的月台——一个典型的过渡性空间,象征香港永不停歇的生活节奏。然而叙事者的行为却与此格格不入:他“数”地砖,在“第九十九块”前驻足良久。以此行为建构出三重对抗:以“慢”对抗“快”,以“驻足”对抗“川流”,以“思考”对抗“麻木”。当月台上满是“嗒嗒哒哒的声响”与“呼啸而来的列车”时,“我”却以近乎仪式化的步伐,一级一级走下,一格一格数过,从被城市裹挟的“人流”中抽离出来,获得了观察者的视角。作者刻意描写月台两端如同山水画的留白,是被人群遗忘的角落,而“我”偏偏走向那“鲜有人迹”的尽头,将自己安置于边缘。“四十八、四十九……”月台中段的出口标识牌上写满写字楼的名字,而“林士街停车场”卑微地挤在中间,浓缩成一个小点。“这一站,本应该是叫‘林士街’的,倘若不是东九龙过海铁路和西港岛线规划的一变再变”——叙事者不仅观看,更在想象:看着大理石上的泼墨山水暗纹,联想到城市规划的变迁,这种对空间历史层积的思索,是对“当下即用”的消费主义城市逻辑的抵制。他写道:“每一次转过身时,我都像与这个城市在一个小小圆点上,完成了一次时空的交汇。”月台由此成为城市的时间河流,时刻提醒我们“活着的证据”。由此确立了全篇的叙事姿态——在人来人往的表象之下,寻找城市被遗忘的肌理;而推动这一“寻找”的,是一名作家自觉担当的使命和责任:立足香港,思索、关注并推动中华文化与人文精神在新时期香港厚植根基、落地生根。

赵阳的散文注重捕捉香江的人文之美和人性幽微。《人来人往》中讲到了一个家世贫寒的年轻人与“我”的邂逅,以及猝然留下的美好与遗憾。作者大量使用广东话对白。这不仅是为了真实再现场景,更是一种深具文化意义的叙事策略。当一位从内地来港的作家能够自如地让笔下人物说出“点?”“唔紧要”“好攰,通顶”时,这本身就是对在地文化的深度接纳。广东话承载了超越信息传递的情感重量。当故事主人公用粤语说出“你关心我,我真系好想喊”时,语言成了一种建立情感连结的桥梁。正是语言的“在地”特质,让“我”的关心显得并非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平等的同侪慰藉。“那个清晨,我讲过什么?只有两个字吧,而且还那么怯生生的。倘若,我那天就匆匆地错过,或许此生也没机会听到他的故事。而此刻,我很想抱抱他。”然而故事以遗憾收场,“我”终究没有说出那句“这世界,你并不孤独”,也“终究没有抱到他”。这里的“失语”令人感到作者内心的深沉和人文观照,也深化了作者对城市生存本质的思考。

赵阳的香港题材散文,近年来被持续关注,成为“新时期香江书写”的重要代表,他将观察、思考、捕捉、书写升华至文化传承的层面,给香港的新时期散文创作以良好借鉴。这一点,在《人来人往》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夜半歌声的“南来”京剧老先生,是传统“南来文人”的象征,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乡愁,反复吟唱《黄鹤楼》中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作者刻意点明歌者的身份,使之与作为“新南来者”的“我”形成镜像。两者间有显著的重合,都是离开原乡,在这座城市中寻找情感的落点,但差异同样分明。老先生的乡愁是指向过去的,怀念亡妻、怀念故土;而“我”的乡愁则指向未来,是对一种归属感的“探究”与“希冀”。文本中最具深意的细节,是“我”在楼上模仿老先生的唱腔,在“别时圆”三个字上,“将调子转了又转,像是探究,像是寻找,又像是希冀”。这一段描写,完全可以视为新一代“南来作家”对上一代的文化回应。老先生的歌声是“愁”,是对“此事古难全”的哀叹;而“我”的模仿是试图在理解前辈之后,为当下的自我寻找新的旋律。“他能听到吗?”这既是问老先生,也是在问这座城市。最终老先生离去,只留下唱片,“我”成了“最富有的人”,因为传承到那份文化自觉与艺术精神,由此完成了从个人经历到集体记忆的跨越,身份探寻的主题也从一个人的困惑升华为一代人对文化根脉的追寻。

《人来人往》以“人来人往”的月台开篇,为我们提供解读城市的视角;以两次“失语”的遭遇刻画身份融入的困境;以语言的转向展现文化接纳的诚意;最后以“南来”前辈的相遇为这种探寻找到了历史的坐标。赵阳的书写不同于传统“南来”叙事中的漂泊与感伤,而是在“人来人往”的现代都市景观中,透过细腻的观察与真诚的对话,积极寻求“落地生根”的可能。他的文字最终指向了一种对“活着意义”的确认,在无尽的流动与变迁中,通过每一次驻足、每一次关心、每一次书写,将自己微小的生命编织进这座城市宏大而复杂的历史经纬之中。

(作者系香港香岛中学中国文学科主任)

2026-07-27 □陈佩琴 1 1 文艺报 content84736.html 1 香江书写中的文化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