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某个秋夜，我一如往常独坐在面向卧室门口的书桌前写诗。突然，我感觉后脑勺被轻拍了一下，头向前一顿。我既惊讶又欢喜。似乎我的思维从那一刻起变得清晰，脑海一片清朗，世事皆洞明，对写作的认识似乎也提升了。

“我开窍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拍打我的或许是缪斯女神吧？她为了奖赏我多年在文学路上的求索，也可能是可怜我逐梦写作的艰难，而赐予某种灵性和智慧，使我不至于那么愚钝。或许，那只是我某种内心感应。然而那的确是我在求索过程中一次重要的开悟。那时，距离我因贫辍学、立志当作家，已过去6年。

我来自黎族农村，父母原先务农，后来进农场当割胶工人，再后来进城务工，一家人就成了县城居民。父母工资微薄，我们家一直处在捉襟见肘的贫困状态，兄弟姐妹四人的学费从没有一次性交齐过。初中毕业前，我已决定放弃学业，唯有如此，弟弟妹妹才有学费念完小学和初中。我成绩还好，考上县重点高中民族尖子班，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感到钻心的疼痛。可我不能继续读书了。我实在不忍心让劳累半生的父母在无尽的叹息里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我害怕他们垮掉。

其实我有过免费读职校的机会，专业是酒店管理，终因心理落差，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出社会打工，彻底告别校园。那时我对未来开始有所思考。不读书，前途在哪？哪条路才是我的人生路？

我选择了文学。我认为，写作并不受限于金钱，即使一个人一贫如洗，仍可以执笔行文，表达我的思想，抒发我的情感，讲述人间的故事。我想，写作是实现人生意义、从贫困里突围的一条光明之道。

文学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而我坚信只要用心求索，坚持就会有收获，也会被看见。

文学路上那些“第一次”总让人难忘。我的文学首作是初二的一篇作文，一首写给外婆的悼亡诗《思念》，2005年发表在保亭县的一本内刊上，那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2009年，一首赞颂抗争精神的诗《海上漂泊者》发表在《南岛晚报》，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刊物发表作品。2014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抒情诗集《木棉花开的声音》。2015年，我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2022年4月，我一口气完成了三部叙事长诗：书写黎乡景致和风物、民俗的《黎乡仙游记》，写革命时期历史人物的长诗《穿越时空的对话》，赞颂琼崖纵队黎族战斗英雄陈理文的长诗《椰岛雄鹰》。

我始终记得我的人生路是文学路，一路穿过生活的荆棘而没有迷失方向。我当过五金店伙计、咖啡厅经理，也摆过地摊、卖过烧烤，在小饭馆当过勤杂工、服务员，也干过监控器电路板焊接工，干过景区导游、巡查员，还在娱乐场所当过多年保安。最稳定的工作，是在县城管局做办公室秘书。其间，我深受公文写作对文学创作的“伤害”，总是写不好东西，索性辞职去做生意，卖家具。可后来家具店倒闭，我欠下40多万元债务。然而，我的文学创作未曾停止，在经商期间，我还出版了两本诗集。打工、上班、经商的经历，给了我许多宝贵的阅历和认知，加深了我对社会、对人世的理解。我觉得，我所经历的那些，都是上天的安排，是为了给我提供写作材料。

我终究没有辜负那份偏爱。2024年是我文学路上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上半年，我在鲁迅文学院第45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了3个月，接受了专业的文学创作训练。同年6月，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9月，我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至此，我用20年的努力，终于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对一个穿越贫困，有些执拗地冲向文学的青年人来说，多少算是一种成功。可我知道，这是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也是更值得期待、更具挑战的阶段。

创作永远在路上，贵在不断探求。

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认识自己，对创作助益良多。我成长缓慢，用了6年时间走过写作的“混沌状态”。“混沌状态”是梦的开始，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摸着石头过河，抓破脑壳也写不出一个满意的作品。

作家必有一次痛苦的蜕变，才过渡到“不自觉的被动写作”阶段。我“蜕变”的过程就是不断回望和反思，大刀阔斧地修改旧作，再孜孜不倦地精进写作技艺。“丝滑的”写作阶段过去，我开始思考写作的价值。自2021年起，我进入了“自觉的主动写作”阶段，有意挖掘、反省、思考问题。自觉写作并不依靠灵感，也不再没有选择、没有目的，而是在清醒的认知上进行创作，是有方向、有把握的，因此也就有了质量，有了广度和深度。诗集《穿越时空的对话》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这是我进入自觉写作阶段的首部作品，它集中体现了我对事物的看法和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入思考。

在“自觉的主动写作”阶段，我写了一本散文随笔集《与子书：未寄出的长信》，直面少年成长问题。我从“小我”里抽身，看到了“大我”，看到了民族、社会、世界。我开始思考民族性和民族的未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更加关注自然环境，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和人类命运。我不觉得这是个人的空想或妄想。我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不关心人类，不关心“大我”，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话，不算好的作家。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创作了长篇小说《仙安谣》，表达了我对民族尊严、人类命运、生存环境的思考，并以自己与身边人的现实困境，映照当代人的精神困境。这也是我对文学创作有了自己的理解后的大胆实践。

一个好的作家要清醒，不盲从，不以发表和获奖为目的，不被他人看法所左右。体裁对他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他有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认知，随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意一种体裁——他的思想、观点，可以通过不同的文体呈现。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批评家的身份也不再重要，他纯粹只是一个作者。那时，民族、年龄、性别、地域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的思想体系和人生格局。我认为，那样的作家是深刻的、自由的、值得阅读的。写作中，我时常告诫自己，狭隘的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不可取，作品应该具有普遍性。

我感激生活，是它把我推上写作的道路。我感激命运的安排，那不是折磨，而是锤炼。一切的困难，都是命运为了成就我而设下的考验，为了让我有资格、有能力，担负起写作的使命。

文学之于我，不是装饰，而是庸常人生的精神舞蹈。